“2015年6月9日晚，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在家集体服农药自杀身亡。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仅5岁。他们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则被人拐跑。

毕节似乎是儿童被诅咒之地。

2012年11月，也是在毕节，5个男孩在冷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他们全都是留守儿童。

2013年12月，毕节5名儿童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死。城里的孩子放学有家长接送，他们放学只能自己走路回家。

2014年4月，毕节曝出小学生被教师强暴案，至少涉及12名女生，最小者仅8岁。受害女生大部分也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被侵犯的她们只能长期隐忍，再不堪的屈辱痛苦也无人倾诉。

……”

以上文字出自宋石男兄《留守儿童：在泪水中结束一生》

留守儿童的悲剧是谁的悲剧？

2014年1月20日晚，安徽望江县华阳镇的一位9岁儿童，在厕所自缢身亡。学校调查称，这个刚放寒假的三年级小学生，晚饭之时，听外公外婆说其父母不能回家过年，情绪低落，随后自寻短见。这一死因，貌似荒谬不经，仿佛出自卡夫卡的小说；实则无比写实，从一个残酷的切口，撕开了农村留守儿童的悲剧黑幕：从一定意义上讲，今日中国的农村，恰如卡夫卡笔下荒芜而孤独的城堡，那些留守儿童，则必须承受被父母与时代抛离的命运。

望江县地处皖西南。尽管皖南与皖北风俗歧异，好像两个省份，不过望江这一幕悲剧，却可视为整个安徽的缩影。倘你有机会路过安徽的农村，也许难以觅见一个青壮年的身影，入目皆是老弱病残，有时竟杳无人迹，只见荒草萋萋，一把铁锁锁住了一家人的未来。与此同时，在浙江、广东等发达省份的市区，人们已经习惯了安徽的方言，甚至能从职业推断其是安徽人，如在浙江宁波，运输土石方的车队，基本上都来自安徽六安。

城市与农村的“内战”，不仅造就了城乡之间的隔阂，还造就了农村内部的隔阂。其表现之一，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疏离。本该完整的家庭，几乎一年到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父不得见子，母不得见女，节假日原是骨肉团圆的良辰，可是，端午、中秋过于短促，春节则遭遇春运难，一票难求，有家难归。长此以往，家将不家。长此以往，国何以国？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看望江的悲剧。这位自杀的儿童，其父母在2012年初离婚，他被判给母亲抚养。由于父母先后都组建了新家庭，并长期在外打工，他只能随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生活。在其死后，其父承认，“他平时很少与儿子通话”。

因父母不能回家过年，遂五内俱崩，自缢身亡，至少可证明两点：他对父母的孺慕之情是何其深切，他的心理是何其脆弱。由此还可反证：他与父母平日是何其疏离，这一疏离，使他愈发渴慕与父母的相聚，向往团圆年的欢愉；同时，骨肉的离散、关爱的流失导致生存的冷漠，使他的心理愈发弱不禁风。这两面，相反而相成，构成了悲剧的引线。

死亡只是一种凄惨的结局。毕竟，这尚未危及他人。自杀者与他的同伴还有一条黑暗的不归路：犯罪。近年来，留守儿童的犯罪率日渐增高，并呈现了低龄化的趋势，有些罪行，则充满了与罪犯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残忍。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之形成，其实不难想见。据统计，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数量，一说两千万，一说六千万，这其中，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被托付给亲友，7.3%处于不确定或无人监护状态。无论哪一种，家庭都已经残缺，童年不再美满，成长于雨打风吹之中，心理不出问题，才是咄咄怪事呢。

对此，有人将批判的矛头瞄准了留守儿童的父母，譬如望江的悲剧，论者炮轰自杀儿童父母的失职与漠然。这些批判，纵然可以成立，却因缺乏悲悯，而沦为一种冷酷的理性。请你扪心自问，哪个父母，愿意主动抛离儿女，远赴异乡，在繁华而陌生的都市街头，从事最劳累、最低贱的工作；哪个父母，不想在一年三节，回到儿女身旁，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然而，为了生存，以及为了使儿女不再像他们这样苦难的生存，他们只能骨肉离散，只能在寒冷的春节望断故乡的烟云，那一张看似单薄的车票与钞票，隔绝了多少亲情，湮没了多少乡愁。

十年前，中文互联网上，由四川人王怡发起，数十人同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书写者大都是城市的漂泊者，他们的故乡大都在农村（在怀旧与批判的温情之下，故乡从一个地理概念升华为一个文化概念）。当时便有人谈及农村的分化，劳动力的出走与老幼的留守，使农村的形状愈发畸形，愈发贫弱，与城市的距离愈发遥不可及。不妨说，这十年来，城市化进程有多快（山雨欲来的城镇化，不是对农村的补救，而是城市侵略农村的延续），他们故乡的沦陷就有多快。十年前的预言渐渐化作冰冷的现实：农村的出走者或逃亡者，迟早将面临失去家园的苦痛。

由此而论，留守儿童的悲剧，不止是农村的悲剧，更是城市化的悲剧，是这个国家的悲剧。城市化带走了留守儿童的父母，并阻断了他们回家的脚步。9岁的自杀者以最决绝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思念与对命运的抗议。他身后的农村，在城市化的浪潮冲击之下被迫失语的农村，却继续缄默，并在缄默之中继续沦陷。

抒情的终点不是怀旧，农村永不可能回归田园牧歌的古典时代（数千年来，中国的农村从来就不是田园牧歌）。“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凡尔哈伦的诗句可谓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生动隐喻。城市化已经不可阻挡，无以逆转。在此前提之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城市与农村如何齐头并进，而非背道而驰，如何融会，而非撕裂。这背后，隐藏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民众却没有城市化；经济城市化，政治却没有城市化……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城市化的方向，却可以尝试改变城市化的方式，甚至必须改变城市化的方式，否则，城乡二元结构将日渐畸形，农村与留守儿童的命运将日渐凋残。

对于望江的悲剧，籍贯为安徽桐城的诗人陈先发感慨：“我很想为他一哭。在我心里，它是比瑞士风雪小镇达沃斯高谈阔论的年会、屏幕上政治寡头们皮开肉绽的角力要严重得多的重大事件。他是亿万同类中的一个。他们内心深重却无力自述的阴影或在多年后爆发。”这理当成为一个国家共同的悲鸣。但愿那最后一句，不要在未来一语成谶。

 2014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