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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理的世界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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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好谈说理,虽然认同者众,却也不乏质疑。最常见的质疑莫过于:假如对方压根不讲道理,你坚持说理能有什么意义,这不是对牛弹琴、以卵击石么?或者换一种我喜欢的问法:在一个无理的世界,为什么还要坚持说理?

这个问题绝非无的放矢。我们都该听过一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如果说秀才代表知识人,可视为说理的一方,兵代表暴力机器,可视为不讲道理的一方,那么此言大抵反映了古人的说理观:遇到不讲道理的人士,不必枉费口舌,与之理论,沉默不仅可以明哲保身,还能捍卫理性的尊严。

现实之中,说理遭遇无理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无理的代言人,不止兵,还有官、愚民、神棍等;其表现方式,除了以其所垄断的暴力禁止说理,还有胡搅蛮缠、装疯卖傻等。譬如你跟他谈理性,他跟你谈感情,你跟他谈真理,他跟你谈国情,你跟他谈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正义,他跟你耍流氓……

遇到这种情况,诸如秀才遇到兵、知识人遇到强盗、笔杆子遇到枪杆子,还要不要说理呢,说理者该何去何从?

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审视说理的本质。为什么要说理?经济学有“理性人”的假设,于人类而言,理性绝非假设,而是人人必备的素质和发展方向。模仿先贤谈民主的句式,我们固然不能说,理性是个好东西,却可以说,理性是最不坏的东西。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在讲理与无理之间,如果进行问卷调查,相信绝大多数,甚至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前者,只要他们拥有最起码的理性。这么说有循环论证之嫌,不妨断言,会不会说理,不仅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还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标志。

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曾尝试定义说理:这是一种“理性交流、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对别人可能有说服作用的话语方式”。“可能”二字,不仅呈现了学者的审慎,还呈现了说理的一大要义,即说理并非一定要说服对方,我们习惯说“以理服人”,这个“服”,我愿善意诠释,不是令对方屈服于我方的观点,而是使对方服从理性的精神和规则。说白了,说理的本质,是对话,而非战斗,是“摊开的手掌”,而非“攥紧的拳头”,以寻求共识为基点,而非以东风压倒西风为目的,所依赖的程序是自由、平等,而非胁迫、指令。基于此,说理才可能成为“明亮的对话”。

不难想见,“对话”而兼“明亮”,只可能发生在两个理性人之间。假如一方理性,一方非理性,不要说“明亮”,恐怕连正常对话都难以实现。由此正可回到我们的问题,秀才遇到兵,还怎么说理;说理遇到无理,该作何抉择?

想象一下,一个理性的世界如何诞生,绝非从天而降,或者如孙悟空那样从仙石之中迸裂而出,依据我们熟悉的进化论,它由一个非理性的世界缓慢进化而来,其进化过程,便是理性对非理性的教育、涵养与驯服过程。这场理性与非理性的遭遇战,作战形式,自然不止说理一种,不过,说理却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战争以理性的胜利而告终,足以印证一点:理性是非理性的进化方向,在非理性面前,理性大有可为,而且必须有所为。

我的结论是:理性的世界,需要说理;无理的世界,更加需要说理。就前者而言,说理是对世界秩序的一种维系;就后者而言,说理是对世界进程的一种指引。当然,对象不同,说理策略则有异。理性的世界,说理应该侧重于寻求共识;无理的世界,说理应该侧重于普及常识。

“文革”时期的中国可谓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无理世界。王小波说,在此时代,就连人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还是更有礼貌一些”,都成为问题,显然,倘在一个理性世界,这本来都不是问题。这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时代,如何说理?王小波写道:“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所谓“一加一等于二”,就是我所言的常识。

这不仅因为常识无比重要,构成了知识的根基,更是因为,面对非理性,说理的调门不宜太高,否则将适得其反,得不偿失。须知此刻说理的对象不是大学生,而是小学生,也许其智识连小学生都不如,你不仅要教他们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在此之前,你还得手把手教他们数数,什么是一,什么是二,为什么二比一大。举例而言。就像秀才给兵讲民主,如果你一开始便讲民主的内涵,讲代议制民主的历程,讲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差别,只怕他们一头雾水,一脸茫然,终而因听不懂而火冒三丈,拍案而起,“去他娘的民主”;你不如告诉他们,民主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抑或能阻止他们失去什么,这种说理的方法纵然功利化,却更容易令对方接受民主。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秀才给兵说理,口干舌燥,说破天去,对方始终油盐不进,无动于衷。在非理性的铜墙铁壁面前,理性一败涂地,粉身碎骨。这毋宁折射了说理的最大局限。尽管我一直鼓吹说理,却必须指出,说理不仅严重依赖理性,还依赖宽容和妥协精神,这一点,决定了它在理性世界,都可能举步维艰,更不必说在无理世界,常常遭遇滑铁卢。只是,由此并不能推导,无理的世界,我们需要放弃说理,恰恰相反,意识到说理的限度,才能明确说理的意义。

说理的限度,在希特勒身上表现最为鲜明。二战期间,甘地曾写信向希特勒说理,劝谕他“阻止一场毁灭人性的战争”。这自是徒劳。甘地忘却了马丁·布伯对他的告诫:“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在某种情况下,精神力量是无法转化成真理力量的。”

相形之下,罗尔斯堪称智者,深知说理的限度所在。在哈佛课堂,有人问罗尔斯:假如您的正义论遇到了希特勒,该怎么办呢?罗尔斯沉思半晌,答道:杀了他,我们才能讨论正义的建设。

 

2016年4月13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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