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读书日而读书

“直到今天才发现朋友圈这么多读书人，失敬失敬。”

这是世界读书日当晚，我的一则牢骚。我的朋友圈充满三教九流，一贯百花齐放，哲学与美食比翼，时政与鸡汤双飞，卡夫卡与成功学共舞，宪政爱国主义与房地产政策一色，却在这一天，数百人前赴后继，声应气求，奔往同一主题：读书。他们或者谈新书，或者谈旧书，或者谈书目，或者谈书缘，或者谈读书的心得，或者谈读书的方法，酷爱心灵鸡汤的女生捧起了奥勒留的《沉思录》，日理万机的律师开始阅读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沉浮于股市的土豪用一本《枕草子》遮住了疲惫的容颜，就连我那不学无术的弟弟，都拿《坛经》装潢门面……

这样的见闻，应该不是我的专利。原谅我的牢骚过于刻薄。刻薄的背后，却是真挚的忧虑。如果每年4月23日，国人都捧起书本，无疑是世界读书日的荣耀；如果国人的阅读，仅限于4月23日这一天，无疑是世界读书日的悲哀。

我鼓励读书，对不读书的人，却无一丝偏见和鄙夷。读书的起点与终点，都是自由，不可强迫，不必强迫。不读书，并不等于反智；不读书的人，未必比读书人愚蠢、卑贱。质言之，读书与否，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对不读书的人而言，该如何求知，对读书人而言，该如何阅读。

世界读书日的立意，原是召唤人类读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和快感，去追寻“读书这么好的事”这个美丽的谜面所包含的谜底。然而，这一节日在中国，由于权力的积极介入，而被打造为一个盛大的仪式，一场浩荡的运动。仪式化与运动化最大的弊害，还不在虚有其表的形式主义，而是剥夺了阅读的自由。具体来讲，我们的全民阅读，名为劝勉、推广，却基于权力的垂直属性，渐渐趋向指令、强迫（在吾国，不管什么好事，但凡冠以“全民”之名，都将发馊、变质）。阅读本来是自发的行为，在所谓“全民阅读日”、“全民阅读月”，你却不得不阅读，甚至不得不阅读那些书。这样的阅读现象，不啻与世界读书日的出发点渐行渐远。世界读书日在中国的遭遇，正应了那句谚语：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所以有人嘲讽：中国的读书日，一是政府的盛宴，二是书商的盛宴，三是不读书的人的盛宴。盛宴之上，唯独缺少读书人的身影。他们都去哪里了呢？该在哪里，就在哪里，他们读书，甚至安身立命，与读书日并无关系。

这样的读书日，恰恰是对读书的戕害。为了从权而读书，为了装腔而读书，为了跟风而读书，为了应景而读书，不仅导致阅读丧失了自由，还败坏了品味。最终，阅读沦为一种表演、一笔交易、一场虚情假意的政治与文化合谋。在自欺与欺人之间，这些读书人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深渊。

窃以为，对读书人而言，除了阅读不得自由，最值得警惕的便是阅读的功利化。读书，一定要为什么；打开一本书，一定要有所得。殊不知，读书最忌急功近利，一旦心存功利，往往适得其反。如朱自清先生所云：“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谷林先生的说法更具体：“我以为真爱书的人，大体上不能接受‘立竿见影’的观点。平时东翻西翻，不知不觉中有些沉积，某一天会忽然在一件不相干的事情上触发，于是引出一些不同于旁人的感受，这或者还够不上王静安说的‘蓦然回首’，而读书意味，竟在此中。”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之言。

我最景仰的一位读书人，却是无名之辈，在他身上，我见识了读书该如何祛除功利，见识了一种最值得追寻的读书观。《少年游》里写过他。他是我幼时的街坊，在澡堂烧锅炉，家藏金庸、梁羽生等正版文集，却不张扬，一如其人。有一年暑假，我都窝在他家读书，一边读，一边寻思：他只是一介锅炉工，为什么如此喜欢读书尤其读武侠？少年读武侠，常怀侠客梦，然而他隐于市井，与世无争，街市偶有不平，却未见他出手，看来不似身怀绝技，更无侠骨仁心。我问他，他只是笑笑：读书就是读书，管那么多干什么。

若干年后，我读王怜花《古金兵器谱》，他写少林寺的无名老僧，写他的一位同学，北大出身，熟背中原音韵，精通《五灯会元》，才艺双绝，热爱生活，却只想做收发室的看门人，他们立志“寻求一种更高更远的精神”，对他们而言，内心的平静重于这个世界。我忽然想起了这位谦冲自牧、信守无为之道的锅炉工。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相对于“为什么而读书”，我们能不能“不为什么而读书”。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也许不可企及，却不代表不该追求。也许，正基于“不为什么”，基于有所不为的立意，我们才能从这个泥沙俱下的功利主义世界抽身而出，使书籍作为最后一块净土，用读书守护灵魂的清净。

真正的阅读，与哪一天是世界读书日无关。真正的读书人，不是为读书日而读书，而是不为读书日而读书。

2015年4月24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