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没有黄金时代

电影《黄金时代》的片名，出自1936年11月19日寄居日本东京的萧红致萧军的信。此信不足五百字，姑且抄录如下：

“前些日子，总梦想着今冬要去滑冰，这里的别的东西都贵，只有滑冰鞋又好又便宜，旧货店门口，挂着的崭新的，简直看不出是旧货，鞋和刀子都好，十一元。还有八、九元的也好。但滑冰场一点钟的门票五角。还离得很远，车钱不算，我合计一下，这干不得。我又打算随时买一点旧画，中国是没处买的，一方面留着带回国去，一方面围着火炉看一看，消消寂寞。均：你是还没过过这样的生活，和蛹一样，自己也被卷在茧里去了。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那么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虽然生活是为着将来而不是为着现在。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哪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哪怕不知历史背景，都可从信中读出一种入骨的凄凉。对萧红而言，除了清贫与孤独，最可怕的还是不得自由，人如蚕蛹，黄金时代深陷笼中；然而究其本心，却是一只自由鸟。因此，她对黄金时代的命名，与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一样，更接近一种反讽，至少体现了一种矛盾，如其信中所云，“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她这短暂一生，追求自由却无力自立，反抗强权却依赖男权，对世界有情却对自己的骨肉无情，不愿沉沦于泥沼，却是如此贪恋泥沼的温暖。

写信的萧红，正徘徊于人生的低谷。1936年7月16日，她只身东渡日本，源自与萧军的情感危机；10月19日，鲁迅去世。萧军与鲁迅，可谓她一生最重要的两个男人，此刻，不是海天相隔，就是人鬼殊途。她在信中咏叹黄金时代，愈发折射了心境的悲凉。

许鞍华的电影，则借萧红之口，重新定义黄金时代：“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我以为此言更适合出现在琼瑶笔下。纵观萧红一生，命运从来不由自主，包括“怎么爱怎么活”，何尝任由她选择呢，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临死犹呼“不甘，不甘”，何其压抑，何其纠结。

有人感慨，萧红最大的悲剧在于，她是一块黄金，却生在了污泥般的时代。

历史不容假设，我们无法推论，假如萧红生在今世，还能不能写出《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这样的作品，不过，认为时代摧残了萧红，显然忽略了一点：现在一些人，不是常常怀念民国的黄金时代么，他们最爱说，不是鲁迅成就了民国，而是民国成就了鲁迅，为什么同一时代，落在鲁迅身上是黄金，落在萧红身上就是污泥？

曾有一位作家，歌颂五四时代：“那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鱼儿在江水中游弋的时代。他们的血液是鲜红的，他们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的声音是清脆的，他们的心灵是透明的，他们的头发是冲冠的，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除了惭愧，我们一无所有。”然后感叹：“人最大的有限性在于，他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当我认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时候，我更加痛苦。”

十余年前我读到这段话，与作者一样激动不能自已。后来读史，渐渐发现，几乎每一时代都有人（尤其是读书人）抱怨，自己生在了一个无聊、贫乏、封闭、幽暗、悖谬的时代，而惯于从过去或未来寻找黄金时代的慰藉。那么，到底有没有黄金时代呢，未来难测，单说过去，汉唐帝国气象，背后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恰巧你不是那一将，而是万骨之一，还会高唱“纵做鬼也幸福”么；宋朝、民国皆以自由著称，不过那只是少数人（权力者与知识分子）的自由，如果恰巧你是一位山野村夫，正为战乱和兵役忧心忡忡，还会欣喜于自己生在了黄金时代么？就连为民国所成就的鲁迅，却也常常批判他的时代：“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漠和破坏。”终而化作一声浩叹：“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萧红无疑属于知识分子，然而民国绝非她的福地、她的黄金时代。她的苦难命运，时代难辞其咎。譬如那个时代，如果避孕工具能像今天一样流行，那么她两次怀孕而遭男友遗弃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如果医疗技术能像今天一样先进，那么她遭遇庸医而被误诊的概率将大大降低，也许死亡就不会提前到31岁的光景……

没有那么多“如果”，正如没有完美的时代。你的天堂，可能是他的地狱，你视时代为黄金，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人无法选择自己生存的时代，这的确是一种痛苦；然而人生的一大意义，正在于冲决时代的网罗，打败时代，甚至超越时代。

我不喜欢抱怨时代。相比从时代身上找病根，我更愿意从自己身上找出路。正如尼采所言：“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以及朱学东所言：“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

倘不幸生在了一个黑暗时代，如何克服，如何做最好的自己？这并无唯一的答案。反抗也好，逃避也罢，拯救也好，逍遥也罢，只要不被时代的黑暗所同化、吞噬，只要能捍卫自己的良知、自由与尊严，都可作为一种正当选择。

且说萧红的同行。1949年3月，沈从文两度自杀，他对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十分恐惧，“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早在1948年，他便意识到：“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1949年9月8日，他致信丁玲，其中云：“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不想一语成谶。他的决然弃文，遂从时代的风暴眼脱身而出；改行文物研究，则为那个纷乱的世道，留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等杰作。这自然不是勇者所为，然而沈从文终未与时代同流合污，反而以消极的姿态，显出时代的冒进，以对内心自由的坚守，显出国家如密封的铁笼一般禁锢。

木心则是另一例。《新周刊》采访陈丹青，谈及木心与时代的关系，“就是尽可能不与时代发生关系”，“他不跟时代玩”，“木心从来清楚这是怎样一个时代。他前半生做的事，就是不给时代吞没”。木心毕生，都在实践尼采那句箴言，努力克服时代加诸他的种种限制。他的方法，有时是放逐自己，有时是放逐时代。遗憾的是，木心临终之际，陷入谵妄，此刻文革的魔影重又袭来，他对守护在床前的陈丹青说：“那好……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见时代的力量多么强悍，纵如木心这样的智者，都难得解脱。

事实上，人与时代的斗争，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只是失败并不必然通往悲剧，这取决于个体是否努力去克服其所置身的时代。尽管沈从文至死不愿与世界和解，木心临终为文革的幽灵所纠缠，然而在他们身上，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对时代之阴暗、荒寒、暴戾、残酷的消解与批判。萧红则不然，她的失败，原因更多在于个体，而非时代，她有不幸的一面，却也有不争的一面。所以她这一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讲，25岁那年她对“黄金时代”的喟叹，更像是一曲提前奏响的挽歌。

2014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