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缘何会捧周啸天的臭脚？

鲁迅文学奖点燃的战火，不仅在烧灼获奖者，还蔓延到为获奖者背书的文化名流身上。如周啸天获奖，曾高度赞赏周诗的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便被殃及。

我找来王蒙评论周啸天的两篇文章，皆刊于《文汇报》，前后时隔八年。2006年5月12日，王蒙发表《读来甚觉畅快——谈周啸天的传统体诗词》，称道周啸天：“第一他写得古色古香，幽凝典雅，第二他写得新奇时尚，与时俱进；第三他写得活泼生动，快乐阳光；第四他写得与众不同，自立门户；第五他写得衔接传统，天衣无缝。”“难得有这样一部奇书（指周著《欣托居歌诗》，欣托是周啸天的号），值得一读一吟一粲。读周啸天之诗词，人生快事也。”当然，结尾还得摆出前辈的姿态点拨一二，以示老成：“能不能再往深邃里走，此乃后话。”

老实说，王蒙此文，虽嫌过誉，却非毫无底线的吹捧，譬如标题使用“甚觉畅快”而非“极为畅快”等，可见分寸，故不妨视为文坛耆宿对后学（王蒙年长周啸天14岁，论成就与名望，则判若云泥）的奖掖。其中称周啸天《将进茶》“亦属绝唱”云云，读者大可付之一笑。

2014年8月27日，王蒙发表《读周啸天<邓稼先歌>随记》，赞叹周啸天“写就了一首大诗，差可无恨”。对于周诗“一生边幅哪得修，三餐草草不知味”，王蒙评曰：“老王顿足拍案，击节赞叹。话说得如此准确生动新鲜朴实。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全付其中，用字俗而又俗，反成绝唱。”周诗“两弹元勋荐以血，名编军帖古如是”，被王蒙称作“激越绝伦”。就连周诗当中最为人诟病的那句“七六五四三二一，泰华压顶当此际”，王蒙都啧啧称羡：“诗胆包天！几个数字，把读者拉回到两弹一星实验时令人揪心的倒计时场面。”

初读此文，我还以为王蒙意在反讽。《邓稼先歌》是什么水平，稍具诗歌鉴赏能力，都不难明察。王蒙竟一本正经，逐句解读，“哀之，钦之，咏之，叹之”，煞费工夫，却捧出一只臭脚。这到底是过于昏聩，还是过于奸猾呢？

王蒙此举，引来群嘲。有人说，王蒙明知周诗不好，还坚持说好，可谓颠倒黑白，不知廉耻，真是寿则多辱，老而不死是为贼；有人则道，王蒙对古诗，本来就是外行，甚至怀疑其根本不识韵律、不分平仄，所以才会盲目吹捧周啸天这等货色。缘于此，王蒙的旧体诗被翻出，如“卡拉OK嗷嗷叫，农妇欢歌甚解颐”（《夏日即景七首·四》）、“周末大巴至，村姑叫卖忙”（《山居杂咏十一首·新景点》）等，大抵可比周啸天的“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堪作消暑之物。

我在微博读到礼泉村夫讽喻王蒙的古诗：“举国皆笑此诗丑，可叹王公独赞奇。陋弊不文无寸彩，昏庸附会有深疑。信息网络攻击妄，私货人家吹捧急。此老名将垂宇宙，未知荣辱哪端题。”以诗讽诗，这一比，高下立判。

王蒙自然不会无端吹捧周啸天。据报道，二人已经有十余年的交情。2002年，在安徽师大召开的李商隐研究年会之上，周啸天初见王蒙。当时王蒙给该校学生做了一场《论无端》的学术报告，令周啸天浮想联翩，作《听王蒙讲座感赋》纪之。不久，周啸天将此诗连同他的其他诗作，一并寄给王蒙，王蒙回信，其中道：“《洗脚》与《人妖》两首，奇诗奇思，真绝唱也！”看来王蒙夸赞周啸天，早有渊源。

2005年，王蒙与周啸天在成都见面。“今宵荧幕富星光，五省共追超女狂”，彼时正在热播的超级女声，成为二人的共同话题。周啸天的名作《超级女声决赛长沙二首》（“珠圆荷洁呈靓影，笔畅墨酣赋宇春”即出于此），王蒙应是最早一批读者。

……

在我看来，王蒙对周啸天的赞赏，更多体现为一种人情往还。以王蒙的文学造诣和眼光，周啸天的斤两，他如何掂量不出；以他的性情与处事风格，却只能说好话，不会出恶言。查建英写王蒙，引用了一位自由派人士的看法，称王蒙“实际上是主流的温和派”，“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庸之道”。王蒙的中庸，并非儒家的中庸，更像是在中国官场流行的中庸，有时表现为通达，有时表现为圆滑，有时表现为逃避，有时则是和稀泥。

回想这些年来，王蒙所说的好话，何止千百；至于作序、上腰封，甚而推荐郭敬明之流加入作协等，只道是寻常。他褒奖的人与书，有些还不如周啸天呢，更不入流。

“满纸游戏语，彻底明白人。”（冯骥才写王蒙）王蒙的问题，不是不够聪明，而是过于聪明；不是不知变通，而是不知坚守。从“躲避崇高”开始，他俨然窥破了世情，在理想与现实、权力与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晚年的他甚至获得了“通人”之誉。然而面面俱到未必就是通达，游戏红尘未必就是通透，左右逢源有时只是乡愿的幻象，“游戏语”有时只是浅薄的自欺。王蒙的格局与价值观之局限，使他始终未能打通世界与自我，他的从心所欲不是逍遥而是滑头，他隔膜于自由正如隔膜于智慧。同样被誉为通人，他远不及汪曾祺。

通人之为通人，在于以更高远的价值观消融了世俗的原则，或者说，他融通了原则，而非不讲原则。我认识一位文坛前辈，晚年的他，最大乐事即给人作序，勿论对象是臭名远扬的官员，还是言之无物的商人，抑或故作深沉的中学生。而且他从不让助手代笔，一贯亲力亲为。人们提起他，纷纷赞曰：好人。后来，赞语渐渐变成“老好人”，这就有了三分嘲讽的意味。因为他什么书都会推荐，什么人都要揄扬，不分良莠，不分青白。毫无原则的“通人”，不过是好好先生；什么都说好，等于不辨是非。奸猾与昏聩，仅仅一步之遥。

何谓人情，何谓原则，再举一例。两年前，作家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组织了 100位知名作家手抄此文。据说，接到邀约的作家当中，唯有王安忆断然拒绝。当时我与一位作家朋友谈及此事，他说如果找到他，恐怕他也会抄，因为他与作家出版社不乏合作，人情难却，尽管他决不认同《讲话》的精神。这便是人情高于原则的生动表现。他问我怎么办，我答：抄两句曹丕《典论》寄回去，如“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哈哈大笑：你这滑头！

回头再说王蒙。他为周啸天鼓吹，说来无关大节，不妨置之不论，没有多少人在乎周啸天的作品，正如没有多少人在乎王蒙残存的声名。对王蒙其人，我只是视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无意苛责，更无意为他辩护。我好奇的是查建英写王蒙，标题何以为“国家的仆人”，当过文化部长的王蒙为什么不能是“国家的主人”呢。如今，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2014年9月3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