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投机

有一位我尊敬的作家，这些年来，渐渐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从前他惯写红男绿女，好谈床笫风云，如今则满口自由民主、公平正义，谠论侃侃，不避水火，虽千万人吾往矣，临大节而不可夺，其尖锐与勇敢，愈发令人钦佩。从纵谈情事到横议国事，他的转型，我以为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政治是少数人的主业，却应该作为每个人的副业，在中国，关心与投身政治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我的一个朋友则不以为然，对于作家的政治转向，他直斥“投机”。他自称了解作家的为人，故敢于作此判断。

投机与否，牵涉一个人的动机。然而追究动机，不免诛心，这是说理与论道的大忌。因此享誉全球的开会宝典《罗伯特议事规则》规定：“不许质疑动机——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如你所见，不论“投机”还是“私心”，对动机的质疑，十之八九都是以道德的名义，并将展开道德批判。

中国人好讲动机，勿论古今。《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译者、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留学期间，参加学生议会，曾为动机论而头晕：“为什么不让质疑动机？他提这个动议明摆着有自己的私利，你们美国人不都直率吗？为啥在会上不许说呢？”

后来美国人告诉袁天鹏，不许质疑动机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动机是不可证实的东西。就像我们说不能诛心，因为心之为心，即不可问。武侠小说当中，有一门武功叫“窥心术”，凤歌的“山海经”三部曲将其演绎为“龟镜”之法，作为东岛绝学之一，练成之后，可窥人心所思。可惜这是小说家言，无法得到科学支撑。高科技如测谎仪，只可测真伪，不能问动机；而且据耶鲁大学法学院乔恩·R·华尔兹教授的《刑事证据大全》，测谎仪的准确率一般在90%左右，对付高智商犯罪分子，往往要出差错，由此正可见人心之难测。

既然动机不可证实，那么质疑则如捕风，终将陷入虚空。我在学校捡到一百元，交给老师，你说动机是邀功，以求期末评为三好学生，我向乞丐施舍一百元，你说动机是表演，以求打动旁观美女的芳心，事实上，我自觉这些行为皆发自良心的驱使……可惜，我无法剖开心肝自证清白，你也难以论证你的质疑。动机论自此陷入僵局。

追究与质疑动机，有时非但不能测度对方的本心，反而折射了自身的种种不堪。苏东坡与佛印辩难，佛印说：在我眼里，东坡是佛；东坡说：在我眼里，佛印则是牛粪。佛印却不生气，因为佛由心生，心中有佛，所见皆佛；心如粪坑，所见皆屎。依此理，动辄怀疑他人的居心，指斥他人“动机不纯”，只怕自己的良心不够干净。

不许质疑动机，还有两个原因，这里照抄美国人的话：“……二来会议要审议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情，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对议题的偏离；第三，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所以指责他人的动机毫无意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加矛盾。”

我要补充一点。动机论与效果论相对。后者只重结果，不问情由，以成败论英雄，终为功利主义所困；前者只重初心，不问结局，换言之，哪怕好心办坏事，只要能证明好心，便不会迎来苛责。这两大论调，各执一端，自然都该批判。动机论的最大症结，在于对道德律的绝对诉求，过于强调初心（意志、意愿）的纯正和良善，只可能陷入道德主义甚至是道德恐怖主义的泥沼。因为没有哪种道德教化以及权力改造，能够祛除人性深处的幽暗和污秽，清洗动机，强行“斗私”，必将使人心更加自私。

说罢动机，再说投机。这不是一个好词，无论在政治还是生活当中。“投机主义”、“投机倒把”等，都是严重的罪名。我无意为其洗白，只想借此谈谈对投机的判定与评价。

如何判定一个人投机？心不可问，动机不可质疑，那么只能依据其人的行为。譬如我今天写小说，明天谈政治；今天是右派，明天当左派；今天为权力者唱赞歌，待他明天失势，便转而批判、诅咒，唯恐火力不够激烈，难以洗清此前的污迹……这都可能被视为投机，背负变节的恶名。

但是，对投机的判定却不该如此简化。没有哪个人能够做到，一生只喜欢一个口味，信守一个观点，坚持一个立场，忠诚一个教义。凡有转向，便是投机么？当然不全如此。这里需要引出判定投机的第二个标准：投机者的转向，不是基于观念的自然进化，而是为了追逐权力和利益。

但是，抱歉我还得说“但是”，你如何判定，一个人的转向，如从作家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出自思想的召唤，而是权力和利益的召唤：倘从结果判定，那是效果论；追究动机，我们费尽口舌，不正批评动机论，提倡“莫问动机”么？于是僵局再次浮现。

不要轻言投机，正如不要质疑动机。

遂想起冯道和杨度。五代人冯道，从政近五十年，历仕四朝，被视为中国古代最臭名昭著的政治投机者。如果以忠于一家一姓而论，他的确不忠；一旦抛开“一姓之兴亡”，而以“万民之忧乐”来权衡，冯道何尝不忠呢，或者说，他忠的不是君，而是民。拓宽视野，投机论随之冰消雪释。

要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投机者、变色龙，杨度自然首屈一指。其人一生不足60岁，政治立场却百折千回，先后效力于清廷、民国、袁世凯、国民党、共产党。然而这其中的转型，并不尽是投机。譬如他加入中共，当在1929年秋，时值中共史上的低潮期，据杨度自述：“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而且，纵观杨度的前半生，你说他投机，他却可自辩：无论为哪个政权效劳，他都以推动立宪为己任，他不关心国体，只关心政体。到头来，还得纠结于动机论。

人皆有私心，逐利是人之本性，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于投机，除了不要轻言，更不必轻易否定。有一个比方，可供参考：高墙矗立，有人推，有人砌，更多人却骑在墙头，根据历史的风向，决定跳到哪一边，这些骑墙派，大抵便是所谓的投机者，如墙头稻草，风吹两边倒，最是为人不齿，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第一，骑墙好过砌墙；第二，骑墙者多了，压力剧增，墙也会倒。

2014年8月6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