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稻草人

叶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是一个无比忧伤的故事。幼时读来，往往要抑郁半日，对童心的杀伤力，超过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叶先生以稻草人的眼目，观照惨痛的世情：可怜的农妇，可怜的渔妇、可怜的自杀者、可怜的鲫鱼……然而对于人间世的悲剧，稻草人什么都挽救不了、改变不了。“见死不救不是罪恶吗？自己就正在犯着这种罪恶。”“我的心不但愿意救你，并且愿意救那个捕你的妇人和她的孩子，除了你、渔妇和孩子，还有一切受苦受难的。可是我跟树木一样，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自由移动，我怎么能照我的心愿去做呢！请你原谅我，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哪！”最终，在内疚感与无力感之间纠结的稻草人“倒在田地中间”，与悲剧同眠。

稻草人隐喻什么呢，历来众说纷纭。童话作于1922年6月7日，许知远据此猜测，也许隐喻“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在高昂的观念与脆弱的行动之中，在希望的光亮与现实的黯淡之中，“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被许知远翻出作为佐证。事实上，倪焕之所对应的形象，如小说结尾所示，是一只苍蝇，陷入了“奸诈，浮滑，粗暴”的蜘蛛的包围，好像比稻草人还惨。

张建伟则将稻草人与法律联系起来：“……在一个不尊重法律的社会，法律只能吓鸟，不正像个稻草人吗？再想一想，在这样的社会，司法神像也只是个稻草人。”“在法律只是稻草人的社会，没有人相信，法律的正当程序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好办法。”这无疑是一个更易深获人心的诠释，因为我们便生在了法律稻草人的社会，法律用来吓唬鸟，而对付不了作恶的鸟人，到头来，连鸟都不惧法律。稻草人头上，落满了强权与民粹的鸟屎。

细细想来，稻草人的隐喻，岂止适用于法律，适用于知识分子？

在吾国，与法律一样，民主、公民权等，何尝不是稻草人呢，虽铭刻于煌煌法典之上，却形同摆设，专门蛊惑、蒙骗不知内情的菜鸟。权利的装饰十分华丽，倘你试图将其从文本引入实践，却发觉那些宏大的汉字往往虚有其表，碰到现实的高墙，便迅速支离破碎。民主则如镜花水月，虚无缥缈，常人难以触及，我们天天听人讲，民主是个好东西，且不论好坏，民主首先得是个东西，看得见，摸得到，可上厅堂，可进厨房，我们需要“可操作的民主”，而非像稻草人那样，仅仅是一个草架子。

与知识分子相比，吾国的民众更像是稻草人，甚至不是“像”，他们原本就是稻草人。他们构成了“人民”的概念，然而何谓人民，谁是人民，从来不由自主，人民的内涵早已被掏空，只留给他们一个单薄的外壳。他们日夜耕耘、守护脚下的土地，然而土地的所有权却不属于他们，土地财政的蛋糕被国家与集体鲸吞、蚕食，落在他们手上的只是一片残屑。他们貌似拥有自由，然而对农民工而言，繁华的城市终是异乡，对草根而言，高堂广厦犹如海市蜃楼，尘归尘，土归土，最终，他们还得被支在田里，静待朽坏的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讲，稻草人不是对哪一种事物、哪一个群体的隐喻，而是对转型中国的隐喻。当一个国家的民众、知识分子、法律、政治制度，先后与稻草人的隐喻发生关系，那么这个国家恐怕难以摆脱稻草人的处境。

叶圣陶写作《稻草人》之际，中国内则诸侯割据，外则列强环伺，尤其日俄，皆虎视眈眈，欲将中国一口吞入腹中。早些年头，如1895年，中日马关议和，伊藤博文力主一月内完成台湾的交割，李鸿章说：“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答：“尚未下咽，饥甚。”如此赤裸、贪婪，可见在伊藤博文这样的枭雄眼中，衰老的帝国，丝毫不具稻草人的震慑效果，而如刀俎之上的鱼肉，等待宰割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而今比起当年，自然大大进步了，东亚病夫翻身成为豪强，屡屡主宰世界议程与进程。不过，倘反躬自省，也许会发现，今日中国身上还是余留了昨日中国的残影。在国内，知识人也好，法律人也罢，都游走于稻草人的隐喻之下而无法突围，基于此，许知远与张建伟分别写出了《时代的稻草人》与《法律稻草人》。在国际，中国作为强国这一事实，并未得到举世公认，日俄依旧狼子野心，就连长期豢养的朝鲜，都不时反咬中国一口，莫非它们对中国的观感，还停留在叶圣陶写作《稻草人》的那个年代么？

百年以来，中国的转型，即试图从稻草人进化为人，不仅能吓唬傻鸟，还能抵御侵略我们土地、掠夺我们粮食的强盗。所以我一直以为，中国近代史上，“立人”始终是第一命题，欲立国，先立人。国家要改写稻草人的形象，首先要求国民挣脱稻草人的困境；中国要不想被列强视为稻草人，首先要求政府不能把民众当作稻草人。

稻草人与人的距离，可不止区区两个汉字。所谓立人，就是把人当人，而非视若草芥。什么时候，政府能够解除扎在民众、民主、法律身上的稻草，保障《稻草人》里的农妇、渔妇、自杀者的幸福生活，中国才可能走出童话的诅咒。从此，童话只是童话，而不必作为现实的隐喻。

2014年7月9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