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为什么沉默?
“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这是马丁·路德·金的名言,出自《伯明翰监狱来信》(1963年)。此言在中国引用率极高,有时还被改头换面,以适应中土的气候,如最常见的这一版:“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无论翻译的版本怎么变异,批判的方向却始终不易:好人的沉默。
有待追根究底的问题,不是事实,而是事实背后的成因:面对坏人的嚣张,好人为什么沉默,正如面对明目张胆的谎言、惨无人道的暴行、千夫所指的罪恶,国人为什么旁观,无动于衷,漠然置之,甚至默默扭过头去,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流行的答案:因为恐惧。的确,不论是纳粹的焚化炉,还是红卫兵的皮带扣,不论是独裁者的枪口,还是暴民的铁棍和匕首,施暴之时,都会让观者感到恐惧,脊背发凉,手脚发软,面无人色,肝胆俱裂。趋利避害,可谓人类本性。在残虐的暴行面前,我们往往自顾不暇,自求多福,如何能挺身而出,义助受难者呢;我们暗暗祈祷,施暴者凶恶的目光不要停留在我们身上超过一秒钟;我们愿以旁观与沉默,换取暴力的豁免,只是,最终能否豁免于暴行,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这本不是一场平等的博弈,旁观与沉默,只可能使我们手中的砝码越来越轻,施暴者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
用恐惧的心理为沉默辩护,正如用人性的幽暗为恐惧辩护。然而恐惧与沉默的关系不止于此。如《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作者、美国社会学教授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沉默不仅是恐惧的产物,它还是恐惧的重要来源。质言之,恐惧导致沉默,沉默加剧恐惧,同时,沉默深化沉默,恐惧深化恐惧。这应该不难理解,想象一下,当暴行发生,观者茫然失措,冷眼相待,没有人呐喊,没有人反抗,近乎死寂的沉默,必将使暴行愈发肆无忌惮;暴行的猖獗,必将加速恐惧的弥散与传播。
除了恐惧,沉默如瘟疫一般蔓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都听过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为什么最后站出来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会是一个孩子呢?泽鲁巴维尔认为:“这一点很难被称之为巧合,因为社会习俗告诉我们不要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事物,而孩子正是还未曾学会该社会习俗的人。”我们该关注什么,不该关注什么,该在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说谎,什么时候呼喊口号,什么时候歌功颂德,早已被权力规训、洗脑、潜移默化,我们头脑的形状,早已由权力统一锻造,都是方形,抑或都是五角星。在此,沉默,以及支配沉默的思维,都出自权力的指令,与对权力的顺从。当然这依旧可以归结为对权力的恐惧,不过,当恐惧权力成为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模式,恐惧便不再需要理由,不再需要追问“为什么恐惧”,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此间的沉默,则是一种合谋,既是沉默者与权力的合谋,也是沉默者之间的合谋。“说话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沉默却需要所有人的配合。”(罗伯特·E.皮滕杰)沉默因此成为了一种集体行为。集体沉默不仅会强化个体沉默,还可以庇护个体沉默,个体将从巨大的集体那里寻找保持沉默的理由,并在问责之时,将所有的罪孽都推向集体,所以出现了那句西谚:“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在此情境之下,个体要打破沉默,不止要战胜自身的恐惧,还要冲决集体的网罗。这注定了呐喊者的命运,不是被视为叛徒,就是被视为疯子(狂人),他们最大的敌人,有时不是权力者,而是身边的看客。基于此,沉默者往往被指控为邪恶的帮凶与同盟:不仅默许、纵容、鼓舞暴行,还在解构对暴行的反抗。
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好人的沉默”的批判,要先于“坏人的嚣张”。模仿泽鲁巴维尔所的语气:“好人的沉默”不仅是“坏人的嚣张”的产物,还是后者的重要来源。
第三个原因,当沉默者不甘沉默,试图发声,却无奈发现,自己失语了,他们的喉咙,被钳制太久,已经丧失了自由言说的功能,他们所吐出的话语,都是历经权力过滤与改造的谎言,要描述自由、真相,却无词可用,无以名状,只能感知,无法言说,这不是得意而忘言,而是沉默的代价。此刻的他们,哪怕张大了嘴巴,喊破了嗓子,却与沉默者无异。
除了自由言说,公共言说亦复如是。几乎所有的强权者,都企图压缩公共空间,将民众孤立为原子,因为一般而言,个体反抗对政权的冲击和破坏,远远小于群体反抗。公共空间的丧失,不但导致公德被败坏,还导致公共言说被扭曲,纵使经过数十年的重建,公共人的言说方式还严重依赖私语体系,混淆公私,无时不在,公共说理,亟需补课。
这三点,尤其是前两点,大抵可以诠释“好人为什么沉默”。明乎此,才能更进一步,来探寻怎样打破沉默。窃以为,只要沉默者拥有最起码的良知和理性,他们便会不满于沉默的状态,他们应该认识到,沉默暂时是沉默者的通行证,却终将是沉默者的墓志铭,当暴力与罪恶大行其道,哪个沉默的旁观者能够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受害者呢。还是马丁·路德·金的警告:“我们看到真相却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
2014年6月3日
供《中国经营报》
0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