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忠秧、歌德派与鲁迅文学奖

四年前，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出炉，有一位获奖者随之名满天下，可惜不是什么好名声。此人即时任湖北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车延高先生，他以诗集《向往温暖》斩获鲁迅文学奖之诗歌奖。获奖之后，其诗作《徐帆》盛传于网络，这是典型的口水诗，甚至还不如口水有营养，故被讥为“羊羔体”（取“延高”之谐音），与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比肩而立，相映成趣。他因此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质疑的浪潮不仅指向他的诗歌，还指向他的身份：这等诗作，竟能获奖，难道不是基于其权位的加持？

如今，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尚处于参评阶段，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事发地还是湖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新浪微博曝光：“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这样的人理应抵制。”经查，此诗人名柳忠秧，新浪微博认证为“著名诗人、文化学者，著有长篇史诗《楚歌》《国骚》《岭南歌》等”。对于方方的指控，柳诗人迅疾反击，其公开声明称方方造谣、构陷、诽谤，若拿不出证据，那就法庭上见！

柳忠秧与歌德派

我拜读了柳诗人的长短诗十余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大作，不仅不讲平仄，而且不讲对仗，若说是打油诗，油水却嫌不足，因而只能徘徊于格律与打油之间，无以归类。其诗最大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即赞美，不仅赞美权力与文化，还不忘赞美自己。如那首《四十自画》：“身心只许汉与唐，善使风骨著文章。出自楚泽擎天勇，醉爱太白动地狂！把酒纵横千万里，百无一用徒悲伤！人间或有真君子，世无孤品柳忠秧！”有人戏作：“笔力千钧追汉唐，建安风骨著文章。千古诗坛三星耀，李白杜甫柳忠秧！”方方说“此人诗写得差”，绝非虚辞。

纵观柳诗人的简历，不难判断，他的身份是诗人，骨子里却是商人。诗歌当是他的敲门砖和摇钱树。这与吾友木诗人相似。前些年，木诗人的谋生手段之一，即给政府机关及领导人写赞美诗，只要对方出价高，什么好话都可以往上写，阿谀奉承，奴颜婢膝，诗人心中却没有一丝愧疚，因为他本无政治是非，只是将诗歌当作商品，与猪肉白菜无异。而今他娶妻生子，丰衣足食，与旧日的营生一刀两断，竟转而变成了异议者，终日批评政府，嘲讽官员，往昔的歌颂对象，如今则沦为批判对象，翻手为云覆手雨，他依然毫无愧疚。这样的心态，实在令人艳羡。

柳诗人与木诗人的写法，都可归入赞美诗之列，若论文学流派，该是“歌德派”。此歌德非指德国文豪，而是“歌功颂德”的简称。1979年，李剑撰文《歌德与“缺德”》，痛批伤痕文学，提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应是“歌德”，歌颂党、人民、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歌德派”之名正始于此。

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便不乏歌德派的文人，仿佛他们的膝盖天然弯曲，他们的头颅天然低垂，他们的喉咙天然甜蜜，除了歌颂，他们无话可说，除了赞美，无字可写。他们从不知批评为何物，“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他们无需意义，正如他们无需自由。尽管如此，我对歌德派还是充满疑虑：他们对权力者的歌颂完全发自肺腑吗，他们愿意相信所书写的肉麻颂词吗？譬如郭沫若的名作《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般歌德，近乎反讽，这般颂词，近乎诅咒。

窃以为，歌德派的宗旨，不外利益二字。无论诗人还是其歌颂对象，都难逃利益的诱惑和纠结。诗人以歌德而谋利（批评则可能赔本，断送自由或脑袋），诗歌被摆上货架，待价而沽，如木诗人的赞美诗，以行数计，皆明码标价，从不打折。权力者则需被歌颂，好景太平歌舜尧，一来满足其虚荣心，二来宣传其丰功伟绩，三来装点门面，营造气氛，以“高列千峰宝炬森，端门方喜翠华临”的风光，遮掩“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权力者以倡优视诗人，正如诗人以金主视权力者。在这笔冠冕堂皇的买卖当中，唯独诗歌蒙羞、受难。

论及歌德的段数，柳诗人并不高明。如《岭南歌》之流，犹抱琵琶，羞羞答答，“陈济棠称雄南天，建设粤海/叶剑英经略华南，宽济民生”，“敬邓公决断，一条血路开彩虹/有仲勋先行，南粤大地风雷动/有仲夷先锋，勇立潮头建殊功”，如何能比王兆山的“纵做鬼，也幸福”、刘信达的“吾读圣贤书，但书圣贤事。不闻纸上辱，只颂习主席”？柳诗人笔下万言，写公开信给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请其评点《岭南歌》，换做李磊（《薄熙来之歌》的作者）这等歌德派，则当直接谱写《胡春华之歌》以献礼。相形之下，柳诗人终究还是顾及诗人的脸面，须知歌德派的第一法则，就是不要脸，同时全无心肝。

歌德派根深叶茂，世代相传，绵延千年，不过，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歌德派是如此令人厌恶。倘依《圣经》的分法，将诗歌分作赞美诗和哀歌这两种，那么今世无疑是一个哀歌的时代。世界千疮百孔，苦难遍地，“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也许正因此，才亟需歌德派来涂脂抹粉，粉饰太平，如“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以对族群的歌颂，掩蔽个体的尸骸；“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以对奥运的歌颂，掩蔽受难者的哭诉。

歌德派与赞美诗，并非没有存在的理由。然而，在哀歌的时代写作赞美诗，正是一种无可原宥的罪过。歌德派不是为虎作伥，他们说谎的嘴巴，就是罪恶的虎口。

鲁迅能不能得鲁迅文学奖？

说罢柳忠秧，再来说鲁迅文学奖。

方方与柳忠秧之争，虽乌烟瘴气，却有一点十分明晰：他们都无比看重鲁迅文学奖的光环。柳诗人煞费苦心，运动跑票，企图获奖；已经获奖的方方，则竭力捍卫该奖的荣耀与纯洁。从对鲁迅文学奖的追逐与维护而言，这针锋相对、激战正酣的二人其实是同志，他们口中所唱，都是一曲忠诚的赞歌。

然而，争议仅仅在于柳诗人的诗歌么，这等作品，在遴选阶段，竟得全票，柳诗人运作有功，只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机制，如对评委的选择，难道没有问题？该奖本身，难道不是饱受质疑？

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假如鲁迅先生活到今天，能否获得以其命名的文学奖呢？

鲁迅文学奖依体裁分作七种：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其中如中篇小说、报告文学，鲁迅平生并未涉猎；诗歌、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鲁迅皆有所成就，却非其所长（相对而言）；他的强项，一是杂文，二是短篇小说。据规定，杂文作品，须以出版的杂文集参评，如此，问题就来了，鲁迅的杂文，现在未必能出版。因此，他要获得鲁迅文学奖，恐怕只能指望短篇小说。

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共计三条，第三条“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对鲁迅而言应该不是问题。第二条“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尤其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则是鲁迅难以逾越的门槛，如今，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教科书编写者更是以祛除鲁迅的踪迹为己任，他们作为“人民群众”之代表，足以拒鲁迅于奖项之外。

至于第一条，要求“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接下来还有许多“有利于”，几乎每一项都将构成禁锢鲁迅魂灵之上的沉重锁链。随便说一点，鲁迅文学奖讲究“爱国”，鲁迅自然爱国，不过他之爱国，表现为批判、讽刺，他要做国家身上的牛虻；今人之爱国，表现为赞美，只举手，不摇头，只唱赞歌，不发恶声。也许，鲁迅作品连第一关都过不了，便遭否决。

哪怕侥幸越过了这些关隘，还有一道幽暗的深渊，即鲁迅文学奖的“指导思想”：不是这个主义，就是那个理论，不是这个方针，就是那个政策。这些玩意，固然虚幻，却是无形杀，杀人不见血，一击便致命。纵然以那三条评选标准，无法否决鲁迅的短篇小说，“指导思想”一出，鲁迅必被淘汰。

好在鲁迅早已觉醒，当年听闻有人提名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即致信台静农表示拒绝，其心也悲，其言也哀：“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1927年9月25日）

不必说获奖，鲁迅生在今日，能否写作、生存，都成问题。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1957年，在上海，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了片刻，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见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说到底，鲁迅与鲁迅文学奖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后者只是假借了前者之名，其实质却与前者无关，甚至构成了对前者思想的背叛和侮辱。鲁迅无法获奖，好比孔子难以加入皇朝的儒教，马基雅维利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正是人间世的荒谬与悲哀最深刻的写照。

如果你认清了鲁迅文学奖的真面目，也许会同意我的一个论断：柳忠秧若凭借《楚歌》《国骚》《岭南歌》而获得鲁迅文学奖，此之谓天作之合，可喜可贺。

2014年5月29日

供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