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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能不能得鲁迅文学奖?

柳忠秧、歌德派与鲁迅文学奖

 

 

四年前,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出炉,有一位获奖者随之名满天下,可惜不是什么好名声。此人即时任湖北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车延高先生,他以诗集《向往温暖》斩获鲁迅文学奖之诗歌奖。获奖之后,其诗作《徐帆》盛传于网络,这是典型的口水诗,甚至还不如口水有营养,故被讥为“羊羔体”(取“延高”之谐音),与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比肩而立,相映成趣。他因此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质疑的浪潮不仅指向他的诗歌,还指向他的身份:这等诗作,竟能获奖,难道不是基于其权位的加持?

如今,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尚处于参评阶段,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事发地还是湖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新浪微博曝光:“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这样的人理应抵制。”经查,此诗人名柳忠秧,新浪微博认证为“著名诗人、文化学者,著有长篇史诗《楚歌》《国骚》《岭南歌》等”。对于方方的指控,柳诗人迅疾反击,其公开声明称方方造谣、构陷、诽谤,若拿不出证据,那就法庭上见!

 

柳忠秧与歌德派

 

我拜读了柳诗人的长短诗十余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大作,不仅不讲平仄,而且不讲对仗,若说是打油诗,油水却嫌不足,因而只能徘徊于格律与打油之间,无以归类。其诗最大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即赞美,不仅赞美权力与文化,还不忘赞美自己。如那首《四十自画》:“身心只许汉与唐,善使风骨著文章。出自楚泽擎天勇,醉爱太白动地狂!把酒纵横千万里,百无一用徒悲伤!人间或有真君子,世无孤品柳忠秧!”有人戏作:“笔力千钧追汉唐,建安风骨著文章。千古诗坛三星耀,李白杜甫柳忠秧!”方方说“此人诗写得差”,绝非虚辞。

纵观柳诗人的简历,不难判断,他的身份是诗人,骨子里却是商人。诗歌当是他的敲门砖和摇钱树。这与吾友木诗人相似。前些年,木诗人的谋生手段之一,即给政府机关及领导人写赞美诗,只要对方出价高,什么好话都可以往上写,阿谀奉承,奴颜婢膝,诗人心中却没有一丝愧疚,因为他本无政治是非,只是将诗歌当作商品,与猪肉白菜无异。而今他娶妻生子,丰衣足食,与旧日的营生一刀两断,竟转而变成了异议者,终日批评政府,嘲讽官员,往昔的歌颂对象,如今则沦为批判对象,翻手为云覆手雨,他依然毫无愧疚。这样的心态,实在令人艳羡。

柳诗人与木诗人的写法,都可归入赞美诗之列,若论文学流派,该是“歌德派”。此歌德非指德国文豪,而是“歌功颂德”的简称。1979年,李剑撰文《歌德与“缺德”》,痛批伤痕文学,提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应是“歌德”,歌颂党、人民、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歌德派”之名正始于此。

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便不乏歌德派的文人,仿佛他们的膝盖天然弯曲,他们的头颅天然低垂,他们的喉咙天然甜蜜,除了歌颂,他们无话可说,除了赞美,无字可写。他们从不知批评为何物,“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他们无需意义,正如他们无需自由。尽管如此,我对歌德派还是充满疑虑:他们对权力者的歌颂完全发自肺腑吗,他们愿意相信所书写的肉麻颂词吗?譬如郭沫若的名作《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般歌德,近乎反讽,这般颂词,近乎诅咒。

窃以为,歌德派的宗旨,不外利益二字。无论诗人还是其歌颂对象,都难逃利益的诱惑和纠结。诗人以歌德而谋利(批评则可能赔本,断送自由或脑袋),诗歌被摆上货架,待价而沽,如木诗人的赞美诗,以行数计,皆明码标价,从不打折。权力者则需被歌颂,好景太平歌舜尧,一来满足其虚荣心,二来宣传其丰功伟绩,三来装点门面,营造气氛,以“高列千峰宝炬森,端门方喜翠华临”的风光,遮掩“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权力者以倡优视诗人,正如诗人以金主视权力者。在这笔冠冕堂皇的买卖当中,唯独诗歌蒙羞、受难。

论及歌德的段数,柳诗人并不高明。如《岭南歌》之流,犹抱琵琶,羞羞答答,“陈济棠称雄南天,建设粤海/叶剑英经略华南,宽济民生”,“敬邓公决断,一条血路开彩虹/有仲勋先行,南粤大地风雷动/有仲夷先锋,勇立潮头建殊功”,如何能比王兆山的“纵做鬼,也幸福”、刘信达的“吾读圣贤书,但书圣贤事。不闻纸上辱,只颂习主席”?柳诗人笔下万言,写公开信给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请其评点《岭南歌》,换做李磊(《薄熙来之歌》的作者)这等歌德派,则当直接谱写《胡春华之歌》以献礼。相形之下,柳诗人终究还是顾及诗人的脸面,须知歌德派的第一法则,就是不要脸,同时全无心肝。

歌德派根深叶茂,世代相传,绵延千年,不过,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歌德派是如此令人厌恶。倘依《圣经》的分法,将诗歌分作赞美诗和哀歌这两种,那么今世无疑是一个哀歌的时代。世界千疮百孔,苦难遍地,“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也许正因此,才亟需歌德派来涂脂抹粉,粉饰太平,如“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以对族群的歌颂,掩蔽个体的尸骸;“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以对奥运的歌颂,掩蔽受难者的哭诉。

歌德派与赞美诗,并非没有存在的理由。然而,在哀歌的时代写作赞美诗,正是一种无可原宥的罪过。歌德派不是为虎作伥,他们说谎的嘴巴,就是罪恶的虎口。

 

鲁迅能不能得鲁迅文学奖?

 

说罢柳忠秧,再来说鲁迅文学奖。

方方与柳忠秧之争,虽乌烟瘴气,却有一点十分明晰:他们都无比看重鲁迅文学奖的光环。柳诗人煞费苦心,运动跑票,企图获奖;已经获奖的方方,则竭力捍卫该奖的荣耀与纯洁。从对鲁迅文学奖的追逐与维护而言,这针锋相对、激战正酣的二人其实是同志,他们口中所唱,都是一曲忠诚的赞歌。

然而,争议仅仅在于柳诗人的诗歌么,这等作品,在遴选阶段,竟得全票,柳诗人运作有功,只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机制,如对评委的选择,难道没有问题?该奖本身,难道不是饱受质疑?

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假如鲁迅先生活到今天,能否获得以其命名的文学奖呢?

鲁迅文学奖依体裁分作七种: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其中如中篇小说、报告文学,鲁迅平生并未涉猎;诗歌、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鲁迅皆有所成就,却非其所长(相对而言);他的强项,一是杂文,二是短篇小说。据规定,杂文作品,须以出版的杂文集参评,如此,问题就来了,鲁迅的杂文,现在未必能出版。因此,他要获得鲁迅文学奖,恐怕只能指望短篇小说。

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共计三条,第三条“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对鲁迅而言应该不是问题。第二条“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尤其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则是鲁迅难以逾越的门槛,如今,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教科书编写者更是以祛除鲁迅的踪迹为己任,他们作为“人民群众”之代表,足以拒鲁迅于奖项之外。

至于第一条,要求“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接下来还有许多“有利于”,几乎每一项都将构成禁锢鲁迅魂灵之上的沉重锁链。随便说一点,鲁迅文学奖讲究“爱国”,鲁迅自然爱国,不过他之爱国,表现为批判、讽刺,他要做国家身上的牛虻;今人之爱国,表现为赞美,只举手,不摇头,只唱赞歌,不发恶声。也许,鲁迅作品连第一关都过不了,便遭否决。

哪怕侥幸越过了这些关隘,还有一道幽暗的深渊,即鲁迅文学奖的“指导思想”:不是这个主义,就是那个理论,不是这个方针,就是那个政策。这些玩意,固然虚幻,却是无形杀,杀人不见血,一击便致命。纵然以那三条评选标准,无法否决鲁迅的短篇小说,“指导思想”一出,鲁迅必被淘汰。

好在鲁迅早已觉醒,当年听闻有人提名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即致信台静农表示拒绝,其心也悲,其言也哀:“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1927925日)

不必说获奖,鲁迅生在今日,能否写作、生存,都成问题。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1957年,在上海,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了片刻,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见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说到底,鲁迅与鲁迅文学奖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后者只是假借了前者之名,其实质却与前者无关,甚至构成了对前者思想的背叛和侮辱。鲁迅无法获奖,好比孔子难以加入皇朝的儒教,马基雅维利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正是人间世的荒谬与悲哀最深刻的写照。

如果你认清了鲁迅文学奖的真面目,也许会同意我的一个论断:柳忠秧若凭借《楚歌》《国骚》《岭南歌》而获得鲁迅文学奖,此之谓天作之合,可喜可贺。

 

2014529

 

供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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