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邻避效应正名

垃圾焚烧，风云再起。争议之中，有一关键词叫“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 Yard），直译的话，就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这是舶来词，创始人是1987年至1989年间担任英国环境事务大臣的保守党人尼古拉斯·雷德利男爵。它的对象，一般分作三类，一是能源类公共设施，如发电厂、变电所；二是废弃物类公共设施，如垃圾焚烧厂、污水处理厂；三是社会类公共设施，如火葬场、精神病院。这些设施，代表公共利益，确有建设之必要，不过无论建在哪里，都可能影响、损害公民的个人利益，故激起了“邻避效应”。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邻避效应何以被视为一个贬义词，由其所衍生的邻避问题、邻避现象等，一直备受批判？

古往今来，“斗私”运动花样百出，千变万化，然而人类自私的本性却不曾改善分毫，说到底，人性本不可改造。涉及利益之争，人们首先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不是什么罪过，而是本能、本分。如此，“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当是一种正常的思维和反应，哪里该受批判呢？哪怕当邻避效应演化为“奈避效应”（Not In Anybody's Back Yard），即“不要建在任何人的后院”，致使公共设施建设搁浅、取缔，都不该苛责国人。如果一项公共设施为一座城市的所有市民，甚至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所拒绝，亟需反思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以及它背后的公权力。

以PX为例。如你所见，吾国人民对PX，近乎谈虎色变。每当一个地方宣布开建PX项目，异议、反对之声便如潮涌至，抗议的队伍像自由的鲜花一样开满了广场和街头。反PX的浪潮从厦门起步，途经大连、启东、宁波、昆明、茂名……几乎席卷全国，也许终将席卷全国。这已经不足以用邻避效应，而必须用奈避效应来描述。当所有城市的市民都反对PX项目的落户，你是否还有勇气说，这些人都被蛊惑、收买了？那么，问题出在PX身上么，却不仅仅如此。我一直认为，PX在中国，被严重妖魔化，不过，妖魔它的黑手，不是狭隘的民众，而是颟顸的政府，在一些国人眼中，政府简直就是妖魔，凡事由其经手，播下龙种，都将收获跳蚤，遑论原是危险化学品的PX呢。

然而，在全能政府的宰制之下，PX项目虽屡遭抗议，还是陆续启动了。所谓邻避效应，则演变为城市内战。即使所有城市的市民都反对PX建在自家后院，反对声却有大小之分，谁的声音最小，便在谁家落地生根。如原来选址于厦门市海沧台商投资区的PX项目，由于厦门市民的激烈反对，后来落户于漳州漳浦的古雷港开发区。事实上，漳州市民何尝没有抗争呢：“既然项目这么好，为什么要迁离厦门，厦门不要，而我们要，难道厦门人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不幸的是，反对声终究不敌地方政府的意愿。更不幸的是，政府的监管一如既往不能令人心安，2013年7月30日凌晨，迁居漳州的PX项目厂区发生爆炸，火焰高约30米，当然，官方称其为“闪燃事故”，并无人员伤亡。此刻，不知漳州市民什么反应，会不会怀恨于厦门市民？倘如此，便不难理解，邻避效应何以被污名化。

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更易呈现邻避效应的困境。它的选址之争，往往不是发生在各大城市之间，而是一个城市的内部。譬如原拟建在城东，城东市民反对，于是迁往城西，城西市民反对，于是迁往城南……本当同仇敌忾的民间就此陷入盲目的内战，除非项目被废置，否则，总有人家的后院，要与垃圾焚烧厂为邻，总有人家的身体，要接受二恶英的荼毒。同城之中，邻避效应愈发激切。

对此，必须指出，邻避效应正在承受它所不能承受之重。政府利用人民的自私本性，构建了一个话语陷阱。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原来包括三个议题：要不要建，怎么建（如建设之前，必须做好垃圾分类），建在哪。在官方话语的误导之下，前两个议题时而被忽略，而直接进入第三个议题。邻避效应因此沦为批判的靶心。

从理论上讲，邻避效应并不必然导致恶果。可比者，是经济学上的“自私人假设”。亚当斯密《国富论》里的一段话，张五常说，他“重读又重读，每一次咀嚼时都觉得有新的启发，感到它有千钧之力”：

“……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邻避效应同样源自人类的自私。没有人希望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的后院，然而，垃圾不可能不做处理（填埋与焚烧是最流行的处理方式，后者效率高、占地面积小，被许多发达国家作为首选），这遂形成了两难。假如全民抵制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垃圾将无处安放，不止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将一并受损，这一点，抵制者不难预见。

然而，人类除了自私的一面，还有理性的一面（“理性人假设”），这便决定了自私的限度，必要之时，他们会让渡部分个人利益，以成全公共利益。如政府的成立，正出于人民对权利的让渡。基于此，只要给人类一个公开、公正的博弈空间，邻避效应的困局当可破解，最终达成一个妥协的契约：（一）市民、企业与政府共同努力，做好垃圾分类、企业自律、政府监管，使垃圾焚烧厂的毒害最小化；否则，（二）垃圾焚烧厂建在谁家的后院，根据受害的程度，他们将得到相应的补偿。

当然，这只是理论推演，纸上谈兵。现实之中，利益与理性的平衡，几乎从不可企及。譬如地方政府，他们难道不知PX项目的危害，以及自身监管能力之不足么，可是为了GDP和政绩，只能拼命引进，不顾民心所向。至于垃圾焚烧厂，想必官方自己都未必相信“绝无污染”的宣传，若非心虚，何必在项目尚未到环评阶段，“未被民众理解”之前，便强行动工；同时操纵议题，以邻避效应为由头，指责市民的自私，使民众陷入内斗困境，这背后，政府不仅完成了利益输送，还实现了矛盾转嫁。

好在民间渐渐觉醒，民众已经察觉，谁是罪魁祸首，谁是替罪羊。民众的抗议，一再指向政府，而非同胞，那么打破邻避效应的僵局，出路正在于此，即吁求政府以身作则，响应自己的宣传，将全城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后院，与政府机关毗邻。这样，邻避效应便为政府的抉择所证伪，那些抗议、抵制的刁民还有什么理由高呼Not In My Back Yard？

2014年5月14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