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严格来讲，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个纲要。就此论题，有机会当写一本书。另，据王尔敏《今典释词》，最早提出“新民”之说者，并非梁启超，而是唐才常。唐氏《尊新》一文有语曰：“欲新民，必新学；欲新学，必新心。”——这一节未纳入文中，且钞于此。

从“新民说”到“公民说”

有人问我：你的微信公众号“公民说”，为什么头像不是你自己，而是胡适？我大呼惭愧：扪心自问，我绝非合格的公民，怎敢挺身而出，丢人现眼；在我看来，百年中国，最合格的公民，非胡适先生莫属，故以其为形象代言人。

不过，“公民说”的命名，却与胡适无关，纵观胡适的作品，并无这三字；其灵感来自另一位开一代风气的中国人，以及他的一本名著：梁启超与《新民说》。

《新民说》的传播史，大概可写一本远比《新民说》厚重（《新民说》本身并不厚重）的书。它影响了数代中国人，若不嫌夸张的话，不妨说，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少年胡适，自称“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惠赐第一，便是《新民说》（第二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青年毛泽东，一度崇拜梁启超，不仅模仿梁氏激荡风雷的文风，自取的两个笔名“子任”、“学任”，据说都与号“任公”的梁启超有关；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在湖南长沙蔡和森家中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的渊源，一说出自《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亲）民，在止于至善”，另一说，即出自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新民说》。

事实上，《新民说》的体系性并不强，更非一气呵成，甚至我觉得事先亦无规划，哪天感觉来了，或需求来了，便写一篇，兴之所至，笔下千言。说白了，这就是一本政论集，或曰时评集、杂文集：从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他还有一个笔名叫“新民子”），在《新民从报》发表的二十篇政论，集成了《新民说》。

我读此书，不由生出亲切之感。《新民说》的文体，正是如今我惯常写作的文体。虽然时易世变，天上人间，作者的才华与言论的自由度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还是能深切体味梁启超写作《新民说》之际的激情与焦灼、自负与犹疑，他的笔尖，在个体与国族之间的徘徊，他的头脑，在病夫与强国之间的痛楚。他发明的话语，依然为我们使用，他思索的问题，依然在纠缠我们的心魂：新民新民，如何新民？

首先需要明确，《新民说》之“新民”，书中有二解，一是动词，二是名词（“中国之新民”之“新民”，则只是名词）。至于“新民”的渊源，此书似未明言。读者不难发现，《新民说》的“新民”，绝不等于《大学》的“新民”，哪怕梁启超的灵感出自“大学之道”，却更像是一种偷梁换柱的话语策略，他借用了儒家的“新民”，却掏空了其固有的内涵。《新民说》第三节“释新民之义”云：“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结合后文可知，他所宣称的“守旧”只是幌子，犹如其师康有为借孔子而改革。《新民说》的第一要义，正是对中国传统的反动。

后世评论《新民说》，常将其归入启蒙思想谱系。如中州古籍出版的《新民说》，自作主张加了一个副标题：“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我们一听“国民性改造”，所想起的第一人，大抵都是鲁迅。所以这一副题，便将梁启超与鲁迅联系起来，再加上自称与鲁迅心灵相通的毛泽东，正应了我的一个论断：从任公的“新民说”，经由鲁迅“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即‘愚弱的国民’）的精神”，至伟大领袖“灵魂深处闹革命”，一脉相承，激荡百年。

有人读出了我的反讽，不免质疑：“新民”有什么问题，正如启蒙有什么问题？启蒙之争，激辩至今。我从不反对启蒙，只是必须指出，启蒙有其限度，突破了这一限度，启蒙便有可能从解药变成毒药，启蒙者从而沦为专制者。限度何在呢？所谓启蒙，指已经脱离蒙昧（不成熟）状态的人，引导他者脱离蒙昧（不成熟）状态。此中隐藏了一种权力关系，即启蒙者对启蒙对象的支配，质言之，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在启蒙的过程当中，启蒙者未必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甚至刻意加固其所掌握的权力。以孙中山的训政说为例，他将人民视作“初生之婴儿”，“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训政的革命党人，训练人民“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直至婴儿成年，这正与启蒙无异。然而我们都看见训政的结果：训政者并不心甘情愿还权于民，而采取种种借口拖延、压制，以捍卫训政的统治权，从而造就了“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同理，启蒙的悖论正在于，启蒙的本意，是使启蒙对象脱离蒙昧状态，到头来，为了捍卫启蒙（支配）的权力，启蒙者则希望启蒙对象永远处于蒙昧状态，如此，他们便可以永远扮演启蒙者的角色。

启蒙思想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康德指出，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其第一关键词，不是理智，而是勇气。进一步讲，真正的启蒙，不仅要赋予启蒙对象以理智，还得激励他们“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理智源自外在的教化，勇气源自内在的涵养。空有理智而缺乏勇气，奴隶依旧是奴隶。

新民之道，即启蒙之道，用梁启超写作《新民说》那个年代的话讲，叫“开民智”。从《大学》到《新民说》，作者都将自己摆在启蒙者的位置。那么，梁启超是否逾越了启蒙的限度呢，还是洞察了启蒙的真义：“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重申一下，梁启超的“新民”不同于儒家的“新民”，后者纯属教化之道，儒家自居为民之师，《新民说》除了强调教化，更强调自新：“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第九节“论自由”更是直言：“独至心中之奴隶，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加；其解脱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这正是鼓舞民众，要有勇气打破心中的奴性。

激切、驳杂的《新民说》注定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文本，正如“流质易变”的梁启超注定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就其所主张的改造国民性而言，梁启超与鲁迅、毛泽东属于同一精神谱系；就其所主张的民众自新而言，梁启超则是胡适的同道，“新民说”启发了“公民说”。“公民说”的主旨在于自我启蒙，或者说，由公民自己启蒙自己。一言以蔽之，公民是公民的最好启蒙，正如胡适所云：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2014年3月27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