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

去年夏天，父母来看出生三月的尤其，临走前一天下午，痛说家史，成就了“祖辈”一文。“父亲”一文原作于2011年，借收入《少年游》之际，订正了两个细节，补充了一段故事。今后我应该还会再写我的家族史，也许是以小说笔法。

《少年游》已经全面上架，网购可去京东（http://item.jd.com/11403457.html）、当当（http://product.dangdang.com/23417179.html?_ddclickunion=P-306226-1865885-s25809574|ad_type=0|sys_id=1#dd_refer=http%3A%2F%2Fbook.douban.com%2Fsubject%2F25809574%2F）、亚马逊（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asc_df_B00IDSG258912220/?asin=B00IDSG258&tag=douban-23&creative=2384&creativeASIN=B00IDSG258&linkCode=asn）、淘书网（http://www.taoshu.com/2115458.html）等。

祖辈

尤司令是吾县的传奇人物。他字荫轩，以字行，出身行伍世家，父亲是晚清的将军，甚至传说其义父是北洋宿将、亳州人姜桂题。他曾任豫西剿匪司令，领少将军衔，故获名“尤司令”。中年解甲归田，回家乡做富家翁，置地数千亩，修游园，乡人通称“尤家花园”，今尚在。我去过一次，风物虽旧，却可见主人的格局，细雨僧归云外寺，疏灯人语画中楼。

尤司令在吾县，口碑极佳，有大善人之誉。他借钱粮给乡邻，不收利息。灾荒之年，赈济落难者，更是寻常。史载，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河南的灾民纷纷逃荒至吾县，他开仓放粮，以大蚌壳作瓢，每人每天一瓢高粱，活人无算。正因此，1949年后，有赖乡人保全，他虽被收监，终幸免一死，留在看守所打杂。死后葬于尤家花园西侧。

尤司令戎马生涯数十载，主持剿匪，东征西讨，杀伐决断，自然免不了结怨于人。纵使他急流勇退，寄迹山林，仇家却不甘罢休。有一回他出行，在霍邱县三河尖（现属河南固始县）遭遇与他有宿怨的土匪伏击，间不容发之际，他的一位族兄挺身而出，与他换船，使他侥幸逃过一劫，族兄却惨死匪徒之手，尸骨无存。尤司令回乡，厚葬族兄，大做道场三天三夜。

代尤司令而死的那位壮士，便是我的太爷爷。他的坟中并无尸体，而是一具依其面目刻成的木头人。

太爷爷是会字辈，字乐堂。他膝下有二子，系文字辈，我爷爷行二，字仲颍。

尤司令在他那一门，行三，故我爷爷和大爷，一直喊他三叔。太爷爷死后，他们遂依傍于尤司令门下，过起了优哉游哉的地主生活。

爷爷是标准的纨绔子弟，高个子，大眼睛，体貌十分潇洒，人也聪明异常。可惜他的头脑，都用于赌钱和抽大烟，不仅败光了家产，还摧毁了身体，人至中年，便瘦骨梭棱，弱不禁风。

如塞翁失马，这竟不全是坏事。1949年后，划分阶级成分，爷爷因家中无地、无财，而被划为“破产地主”——我查史料，这应是所有地主当中，最轻省的一顶帽子，而且有望弃置：“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者，应予改变成分。”相比之下，大爷就倒霉多了，他家里什么都有，难逃厄运，他的儿子，我的三伯，为了到银行工作，不得不与家人划清界限。

然而爷爷的成分，终未能改。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有时竟以乞讨为生。1955年，来安的农场来吾县招人，他主动报名，去异乡放鸭子、放鹅。尽管对家人十分不舍（那年父亲才四岁），他却深知，留在家中，便是拖累，自己所吃的那一份闲饭，足以养活两个孩子。

两年后，农场来信，爷爷病故，草草掩埋于荒山。生为丧家之犬，死为孤魂野鬼。

爷爷的坟茔，至今不知坐落何处。幼时，家人请刘瞎子帮我算命，刘瞎子却说，你爷爷的坟地，风水好，孙子辈必定出人物！

2013年7月

父亲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白居易

父亲诞于农历二月初二，故乡流传俗谚：“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故父亲的名讳有一个“龙”字。今年此日，恰是父亲六十岁寿辰。他早早就说，你们兄妹日子过得都不易，不要庆寿了。家里大小事宜，多由母亲发号施令，他极少主动要求什么，既如此说了，我们则不便违拗。记得那日是周末，我为时事所羁绊，焦头烂额，疲于奔命，直至夜阑才忆起父亲的生日，打电话都迟了，一时无语凝噎。青灯如豆，打开电脑，想为父亲写一点留念的文字，凝思半晌，却始终写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此前，我写过一次父亲，不足五百字，短促如这个时代的噩梦。那是我的第三本书《百年孤影》的志谢，前二书充满了种种缺憾，我不敢拿来敬献给我的父母，唯恐玷污了他们的声名，他们平凡至极，不过他们之于我的生命却是伟大至极。写《百年孤影》之际，埋首迷雾氤氲的史料丛中，我常常神思恍惚，眼前飘出父亲消瘦而倔强的身影；修订此书最后一稿的时候，父亲与我的距离仅三五米之遥：

……2010年春节，近六十岁的父亲不远千里从皖北来到浙东。每日上午，我陪他出门逛公园和广场；下午与晚上，我闭门修订书稿，他在另一个房间看电视。吃饭之时，两人各持一杯米酒，隔案相对，话并不多，他说家乡的变迁，旧雨的动向，我说这一年来的际遇与未来的筹划，一人说，一人只能倾听，卤菜的香气弥散于日益陌生的乡音，空气渐渐潮湿，窗外雨雪纷飞，烟花漫天，令我恍惚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是，眼前的父亲背越来越驼，白发越来越多，皱纹越来越深，眼神更是每况愈下。我写的前两本书，他都未能读完，有些地方，更是似懂非懂。但在我心底，我的每一本书都是为他，为他所代表的那一种力量与情感而写。哪怕他的眼神再不济，仅仅能看清书名。只要他在看，我就感觉充实，就有勇气继续提笔，讲述百年中国的白云苍狗，风雨激变，谎言对真相的压迫，正义像故园老屋后的那一条河流，越来越脏，越来越瘦，最后枯涸为一滴孤独的眼泪。然而，我们终将走出困境，走出黑暗，如同很多年前，父亲怀揣借来的几十块钱，拉上一家五口，离开了那个贫瘠的乡村，我的出生地，从未回头。

没有什么礼物，比这本以历史为主题的书，更适合献给我的父亲，献给他流逝的峥嵘岁月。

写完这些文字，不知费了我多大的力量和勇气。我是那么善于制造文字垃圾，轮到书写生命深处的爱恨却往往无力举笔。我们常说，一字千钧，写下便是永恒，然而我不时陷入如潮涌至的疑虑，我们的书写对于所书写的对象到底有多重呢，正如对于书写者自身到底有多重？

我从未以此问题叩问沉默如山的父亲，并非不愿，而是不敢。因为，他只须轻轻一个否定，就可能摧毁我坚持书写的全部欲望。同样，父亲从不主动和我谈论我的书，尽管他一直努力在读。他只是缓声说：你写这么多，不要累倒了。

假如我不写他，父亲一生，注定与文字无缘。

他幼年失怙。六岁那年，我的地主爷爷病死于来安的农场，草草收殓，随地埋葬，至今不知魂归何处，那个浪荡子，也许鬼魂都如无根的飘萍。可怜守寡的奶奶，从此含辛茹苦，要以一己之力，拉扯三女一子，我最小的姑姑，曾因家里养不起，被迫寄人篱下。可想而知，父亲的童年，遭遇了家庭与时代的双重病变，在凄风苦雨之中颠沛流离，辗转求生，实无一丝欢愉可言。

凄惶的身世，涵养了他敦厚、忍让、寡言少语的性情。自我记事起，他就像一个静默的谜语，我们只能从他清澈而温热的眼神，猜测他对子女的爱意。他的拙于言辞，还有一个故事。在他幼时，为了补贴家用，奶奶从街道食堂下班以后，自制煎饼，让他上街去卖。不足十岁的他站在南巷的街头，满脸怯怯，竟不知如何开口叫卖，苦难噎住了他童稚的喉咙，煎饼的热气渐渐被时代的苦寒所吞没。若非好心的邻居帮忙吆喝，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将更加疏离。（后来我写过两句诗：“我依然记得你的惶恐/像一个发错了元音的单词。”这原本是写给自己，同样可以献给羞怯而缄默的父亲。）

他断断续续读到了五年级，到十五岁那年，文革开场，像他这样的出身，便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罪过，于是被发配下乡，从此与学校挥手作别。自我记事起，偶尔听他叹息：他的成绩一向极佳，若能继续读书，那该多好。只是叹息，并无怨天尤人的意思。父亲一生淡泊，与世无争，对于命运的百般磨难，真正做到了顺其自然，或者可说是逆来顺受。

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1985年，举家返城，身无长物，连路费都是告贷于亲友。与其说还乡，不如说从一重困境逃亡到另一重困境。那年我三岁，尚不记事，后来听奶奶话旧忆苦，才知当时的窘困。一家五人——两年后添了一个妹妹——寄居于二间破败的老屋，家徒四壁，聊避风寒，因地势低洼，外面下暴雨，屋内便成汪洋。就这般仓惶度日近二十年，直到我读大学期间，才购置新房。乔迁新居，父亲特意买了一幅字挂在中堂：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想他未必知晓此言出自他经常提及的诸葛亮之口。

进城之后，他们干过各种苦力，做过各种生意，目的只有一个，供我们兄妹读书。我以县文科榜眼的成绩考上大学，父母欣喜若狂，因他们对我的期望，能读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便足矣，不想我却能考中县人梦寐以求的西南政法大学——那时西政的招牌，还不像今日之臭名远扬。只是父亲对我选择法律专业，颇有些耿耿，却说不上所以然。我后来推想，大概在父亲看来，以我的头脑之笨拙、口齿之木讷、性情之耿介，进不能匡扶正义，退不能混迹官场，学法四年，最怕一无所成，连一只破饭碗都无法把握。大学毕业，我弃法律而从新闻，亲友多有怨言，认为这大学白上了，惟父亲觉得无可无不可。想起四年前的犹疑，他仿佛松了一口气。这或不是先见之明，只是他朴素的父爱。知子莫若父，他深知以我的性情，若从事法律工作，不论进公检法还是当律师，都注定一生颠簸，他从不希望我显达于世，只愿我安稳度日。用他所喜欢的诸葛亮的话讲，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曾拿慕容雪村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给父亲阅读，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不干律师。父亲读后感慨，他未曾如小说作者的父亲那样悲剧，为筹学费而卖鸡和蛋，被贪赃枉法的公安局冤枉抓了，以至误了儿子的一生。我每念及此节，都忍不住大恸：

……1984年，我刚刚初中毕业，中考成绩全县第一。在那间飘着炖鸡香味的土坯平房里，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伦理课：做个好人。

那夜里我背着爸爸回家，他一直没说话，路上摔了一跤，半天爬不起来。他摸着我的脸问：“儿子，你能考上大学吧？”

我说：“一定能！”

他沉默了半天，一字一句地说：“学法律。”

我说：“好，学法律！”

那时我是个好人，一心杀贼，以为学了法律可以改变些什么……

“做个好人”，永远是我今生的标杆。然而我终无法与法律彻底绝缘，就像我无法避而不闻这个世界此起彼伏的罪孽与邪恶。有一天我提起笔，冲决文学与哲学的罗网，参与公共事务，写关乎政法的时论——这大抵是一个犬儒的法律人曲线救国之路径——我对父亲解释，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父亲沉默了半晌，便也释然。

父亲老了。在我的记忆之中，他似乎从未年轻过。他的大半生，只为扮演两个角色，在奶奶面前是儿子，在我们兄妹三人面前是父亲，他的人生词典没有“自己”。2008年秋天，奶奶去世，送葬那夜，寒雨纷飞，我背他下车，第一次感觉他的身体如此之轻，只有一把被榨干了精髓的硬骨头。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心里的负担如此之重；第一次领悟了那句刻在心底的箴言：父辈的苦难就是我们的原罪。

居宁波七载，我并不经常回家，而是希望父母多来玩。他们的劳碌岁月，没见过什么繁华世面，连像样的馆子都未下过。可是他们每次来，都急匆匆要赶回去；每次外面吃饭，都怨声载道于菜价的昂贵与分量的吝啬。我给父亲打开珍藏多年的泸州老窖，他却托辞牙疼，更喜欢喝三块钱一斤的糯米酒；我问他什么菜最好吃，他说是沸腾鱼——那家使用地沟油的小小的川菜店早就关闭了，如今改作棋牌室。父亲，我们何时能再吃一次？

我的好友，诗人宋尾，写过一首《给父亲的信》。其中两节，我感同身受：

你的身体里藏着一张地图。

我们每天都从那里经过

几十年，从没去勘探。

你把几十年的狂暴

都埋在了那里

安静得像我的孩子

我却如父亲那样的悲恸。

我依然记得我的悲恸。2010年清明前夕，我回家乡给奶奶扫墓。临别前一晚，与三位表哥喝酒，喝到一半，担心我喝醉的父母来了。父亲就坐在我的身边，一语不发。我不敢看他瘦骨嶙峋的脸，只顾埋头狂饮。那晚我自觉并未喝多，却不知为何，语音哽咽，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201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