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

此系昨晚《新快报》的约稿，我与编辑凯风兄的意见恰好不谋而合。写完之后，收到禁令，这个话题不许谈论。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梁娅之死：道德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扶，还是不扶，这本来不该是一个问题，如今却成为问题。

不妨细究下去，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道德问题，还是技术问题？无疑，大多国人的答案都倾向前者，而且由此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或者说惰性：一旦事故爆发，针对路人与围观者的道德批判便蜂拥而至，控诉社会冷漠的悲声更是不绝于耳，有时，批判者甚至不问青红皂白，不计事故真相，出手就是一记道德重拳，直掏心窝。

梁娅之死的舆论反应，堪为佐证。

2月17日上午10点29分，35岁的IBM深圳公司管理人员梁娅晕倒在深圳地铁蛇口线水湾站C出口的台阶之上，并保持这一姿态长达50分钟，直至11点18分，深圳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梁娅已经死亡。此间，无人相扶，无人急救，在梁娅通往死亡的路上，没有一丝爱心与温情。

这些冷硬的细节，足以使批判者大发宏论：梁娅的死因，不是疾病，而是道德；梁娅事件，是社会道德冷漠之必然，社会良知丧失之恶果，是社会之殇，人心之痛……

多么熟悉的腔调，多么熟悉的情怀。正如呼吁法治、民主，可谓“政治正确”，批判社会冷漠、良知沦丧，可谓“道德正确”。正确的言辞，谁都会说，谁都愿意说。不过，当我们所遭遇的问题，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正确”的批判难免流于空谈，甚至沦为一种病毒，麻痹了人心而败坏了理性。

梁娅之死，的确折射了人心的冷漠。根据监控视频，在她倒地之后三分钟，共有七人路过，这些人显然都注意到了她的惨状，却无一伸出爱心之手，而是退避一侧，生怕被事故牵连。直到10：32，才有一对男女施与救援，“女孩俯下身去拍了拍梁娅”，男子走进地铁站求助。那七人的冷漠，自当受到批判。只是，纵观梁娅死亡的全过程，可以断言，哪怕第一个路人，一位中年女子，在梁娅倒地后一分钟，便向地铁工作人员反映情况，恐怕都难以改写悲剧的结局。

10：35，地铁工作人员赶到现场；11：04，民警赶到现场；11：18，姗姗迟来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梁娅抬到地铁口有光线的地方，检查发现，梁娅已经死亡。有待反思的恰恰是这一段时间，这异常宝贵的43分钟，为什么地铁工作人员与民警没有对梁娅采取任何急救措施。他们的理由是：“不清楚梁娅当时的状况”，不敢乱动，等待专业的救护人员到场。事实上，地铁工作人员曾询问梁娅是否需要帮助，“死者当时能动，但不能发出声音”，如此，要梁娅怎么表示，才能得到急救呢？而且，11：08，曾有一位老人示意地铁工作人员实施急救，“从监控视频看，他的两个手一直在做往下压的动作”，可惜他的提醒未被采纳。

事后，市民质疑“地铁站的人不懂一点急救常识吗”，如当日天冷，不该让梁娅躺在地上，寒气入体，加剧病情。我以为这一质疑，当可成立。地铁工作人员与民警纵然没有急救之责，却有必要掌握这些急救知识，甚至这应该纳入我们的日常教育。

因此，我不能同意，将梁娅之死归罪于道德，相比之下，这更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地铁工作人员和民警懂得急救，敢于急救，就像一位中医理疗馆的工作人员表示，假如她们在现场，第一时间急救，“马上扶起来，拍背掐人中，喂点糖水”，也许可缓过来。退一步讲，不论能否缓过来，都该尝试急救。

技术问题的背后，暴露了国人急救知识的欠缺。在中国，急救知识普及率仅有1%，一些发达国家则达到了10%。我看过一组数据：美国每4人就有1人具备基础急救知识，新加坡每8人就有1人、悉尼每20人就有1人接受过急救知识的专门培训；澳大利亚每百人就有1至2名急救员，新加坡每5人就有1名急救员，美国西雅图每3人就有一名急救员。

强调技术建设，并非贬低道德建设，这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道德批判风靡一时，效果未必见佳。我们时时刻刻、声嘶力竭，讨伐社会冷漠、良知沦丧，那么社会温暖了么，良知复苏了么？有时，所谓道德批判，只是用于掩藏自己的冷漠与怯懦，通过对他人的批判，抢占道德制高点，沉迷于一种虚幻的道德感，随之遗忘了自身的幽暗。这样的批判者，倘从倒地的梁娅身边路过，其反应，也许如他们所批判的那七人一样，不是俯身搀扶，而是退避三舍。

就梁娅之死而论，一味张扬道德批判，不仅误导了公众的视线，还可能妨害我们从中汲取教训：在雾霾漫天、灾难遍地，同时冷若冰霜、人心惟危的今日中国，急救、逃生、防范性侵害等知识的普及，才是当务之急。这些教育，必须从孩子做起——其实他们已经有所觉悟了，有一回我带十岁的康蛀牙去书店，在叶圣陶《怎样写作》与克里克·斯图尔特《逃生背包》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现在想来，真是令人欣慰。

2014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