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东方早报》所撰社论，此系原稿。两个版本最大的差异，在于谌洪果的事例，不许见报。】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范忠信是我的学长，他进入西南政法大学，恰好比我早二十年。不知他读书之时，母校的校训是否这八字：博学笃行，厚德重法。他的行止，却生动诠释了这一格言的意义。

　　博学、厚德、重法，想必不难理解。何谓笃行？2013年初，范忠信在微博公开打赌，预言“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如果输了，“罚自己爬行一公里”。照我这样的悲观者看来，这几乎是必输之局。果不其然，2014年第一天，范忠信认赌服输，在杭州南湖边上爬行一公里，花了近两小时，手掌渗血，膝盖生疼，并请家人录视频为证，公诸网络，以示言必信，行必果。

　　有一细节，可以印证什么叫笃行君子。范忠信要爬一公里，这一路程，如何丈量？“我拿步子量，一大步一米，量一百步就放块砖头。”换作他人，也许不会如此谨严，因为爬行的地点，不是繁华的西湖，而是荒凉的南湖，无人围观，做足姿态即可。范忠信却实实在在丈量并爬行了一公里，诚信到无以复加，借用鲁迅形容王国维的话：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我们常说，人在做，天在看，不管天是否在看，人首先要做给自己看。所谓信用，有时不是针对他者，而是自己的内心。

　　西政为什么要将笃行纳入校训，与博学并列？因为对法律人而言，需要终生践履的一大准则，就是知行合一。范忠信的夫人支持他践约爬行，“她说人要讲信用，否则怎么在课堂上教育学生要诚信”，“失去信用造成的人格掉价，我觉得比跪在地上爬还可怕”。范忠信的同行、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因出行权横遭限制，决然辞职，因为“一项如此普通的权利，作为法学教师，我都无能争取，我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讲台上，给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们讲什么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权威、程序的价值、正义的底线、权利的重要？”他们为知行合一所付出的代价，常人非但不可及，甚至不敢想。

　　如你所见，吾国的法律人，颇有一些，其学为法律，其行却破坏法律，嘴上好讲法治，行事却只讲政治。话说回来，中国历来不缺空谈观念的人，独缺躬行观念的人，知行被割裂，说一套做一套，千古只道是寻常，原不该过分责难法律人。只是，知行合一乃是法律人的根本，倘能知而不能行，那还不如不知呢。不知者，则不必背负法律人的声名；身为法律人而败坏法律，便对法治建设造成了双重的伤害。

　　老话说，知易行难；对法律人来讲，知难，行更难。法治的要义，从来就不在纸面，而在地面；法治的建构，要求法律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如果说范忠信爬行的第一重意义，在于维护一个人的信誉，那么第二重意义，则在于维护一个法律人的根基——当然，谌洪果的辞职，更见此中真义。斥责他们“偏执”、“作秀”的声音有多么激烈，他们的行动就有多么可贵、可敬。

　　其第三重意义，我视之为一个鲜明的隐喻。论者说，范忠信“以爬行丈量中国法治”，听来无比悲壮，却也无比写实。谁都知道，法治建设正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中国法律人前行的方式，不是奔跑，甚至不是直立行走，而是爬行、匍匐，走两步，退一步，虽缓慢，却坚忍，虽艰辛，却无畏，日拱一卒，不期速成，日积月累，必有所成。

　　法治的梦想驱使法律人奋勇前进，政治的雾霾迫使他们不得自由前进，因此，爬行成为了最具可行性的选项，用范忠信的话讲，这是“善良、温和的形式”。这令人想起专攻刑事辩护的张培鸿律师的总结，他将辩护方式分作三种，一是“踮着脚、扯着嗓子的辩护”，二是“跪下去、屈从权势的辩护”，三是“蹲下来、但直着腰的辩护”，第一种极具风险，而且非常人所能为之；第二种纵无风险，却动摇了法治的根基，为真正的法律人所不取；第三种貌似中庸，却不失尊严，只是难度太大，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甚至比第一种方式还需要勇气：它将迎来激进与保守两方的批判。

　　从“蹲下来寻求正义”，到“以爬行丈量中国法治”，这些中国特色的法治策略与话语，见证了一群法律人在困境之中的探索，在重压之下的跋涉，并折射了中国法治的苦难现状：法治的生长何尝不是与法律人一样，正处于爬行状态，正处于蹒跚学步的初级阶段。对此，可褒之以智慧，可责之以大义，不过无论如何，你必须承认，他们并不甘于现状，他们始终在行动，他们的方向一路向前。

　　爬行推进法治，行动改变中国。

　　2014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