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甚至这32年来，我最大的作品，便是尤其的诞生。如今，近九个月的他渐通人事，咿呀学语（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晚上常常玩到十一点才入睡。我的读书与写作时间剧减，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充实、平和。没有孩子的人生注定不够完整。因为尤其，我才充分领略了爱与自由的内涵。去年写过三篇关于他的文章，以后自然还要写下去，也许将来会像冉云飞兄那样出一本教育文集，不止是教育孩子，更是自我教育。】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念，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不算的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赈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圣经·哥林多前书》

致尤其：我们的怕与爱

亲爱的尤其，半夜起来给你喂奶粉，你的吃相，让我想起第一次进自助餐厅的自己。你吃罢，意犹未尽，嘴巴开合了好一番，方才沉沉睡去。乡村的夏夜，群山默默，草虫幽幽，流月温良如水，照在你日益圆润的脸上，竟有一种圣洁之感。我再也无法入眠，便打开笔记本，给你写这封信，谈谈你生命的由来。

你的诞生，不是偶然。从最初的丁克主义，到如今的为人父母，此间我们观念的嬗变，何止羊肠九曲，千回百折。我和你妈妈相爱之始，拥护丁克，不是缘于我们的自私，贪图二人世界的自由和欢悦；而是缘于我们的怯懦与恐惧，彼时我们一致认为，将一个孩子生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生于此世，已经足够不幸了——“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好似一道悲愤的咒语，禁锢甚至摧毁了我们的青春——如何忍心再将这样的不幸传承给你呢。我是多么希望，我们这代人能成为这一咒语的终结者，倘不能，那就终结我们自己。

这不幸，举目可见：空气、食品、爱心、自由……我们生命的必需品，如今不是严重腐化，就是严重匮乏。这其中最大的不幸有二：制度与教育。

我对这个体制，一直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则：不与体制合作，不向权力妥协，不为君王唱赞歌。十余年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所幸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给了我坚守的空间。当然坚守的另一面，是放弃，譬如我为了坚守对法律的信仰，只能放弃以法律为职业。我说这些，只是为了向你证明，不用仰赖体制的鼻息，我们的生活，也许清贫，也许动荡，却独立而自由，朴实而幸福。我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我们的心病，是教育。体制之外，天高地远，尚且大有可为；教育之外呢，只要你生在这个国家，教育便如天罗地网，你无处可逃。我和你妈妈，都尝试以个体化的反叛，逃避教育的荼毒，我们都是逃课大王，她从高中开始逃课，我在大学，四年所上课时，加起来不足一学期。即便如此，教育的病毒依然在我们身上狂野肆虐，留下可怖的暗影，如大二之前，我都是辩证法的信徒，你妈妈的历史知识，大多袭自教科书，我帮她反洗脑十载，余毒至今犹存。

更真切的案例，来自你的表哥康蛀牙。他大你十岁，现读四年级。他的语文教科书，几乎每一本我都翻过，比起我们当年的课本，的确美观、开放多了，不过本质并无变易，谎言、偏见与政治说教像罂粟花一样开满了洁白的纸张。老师教他们古诗，还是强令死记硬背，回到家，我们讲解三番，他才始明其意。他的课业之繁重，更令我们诧异而心悸，有一回我见他独自走在放学的路上，背上的书包比他瘦弱的身板几乎要大上一倍，这哪里是小学生呢，分明是孤独的苦力，他的书包，装的不是课本，而是教育制度的五指山，他是被压在山下的孙悟空，从此万劫不复。

教科书前，我们如坐针毡，作业本前，康蛀牙一脸木然，想到你将要重蹈这一幕，我们便承受不了。所以我和你妈妈一度拒绝你的到来。我承认，与其说这是现实问题，不如说是心理问题。因为爱你，我们的心才这么脆弱，同时这么顽固。

我们对你的逃避，源自我们对世界的悲观；我们对世界的悲观，源自我们内心的幽暗。我常说，在这个坚冷的年代，我们必须拥有一个更加坚冷的精神世界，才能与之对抗。问题在于，我们的心灵始终不够坚冷，否则就不会为你的诞生而犹疑不决。你是一道横亘在我们与世界之间的难题，令我们怕且爱，恐惧而期待。

直到两年前，我们的心结才逐渐解开。说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一回我去绍兴讲座，蔡朝阳主持，我当场向他致敬：“以前我是一个丁克主义者，我做丁克，最大的原因是对中国教育的失望与恐惧。直到认识了蔡朝阳、梁卫星等中学教师，重燃对教育的希望，我才决定要孩子。”这些话，无一虚词。

亲爱的尤其，我想告诉你，其实问题的根源，不在这个世界，而在我们自身，正如希望的有无，不是取决于现实，而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教育的绝望，原本是对自己的绝望。2011年夏天，我在三江口对你的一位伯伯说：“不要抱怨，不要把罪责都归于邪恶的阻力与命运的无常，你愈是诿过于外，外力便愈是强悍。倘一事不成，我更愿反躬自省，反求诸己：你可以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我始终认为，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世界的罪恶与荒诞，而潜伏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懒惰、我们的急躁、我们的轻慢、我们的褊狭、我们的犬儒、我们的幽暗……这些敌人，能战胜一个，我们便前进一寸。”

哪怕世间白昼如夜，我们依然可以实践尼采的格言：“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我这么晚才觉悟，你会怪我么？不过，当我打破了绝望与希望、怕与爱之间的一念，顿时福至心灵，花满天地。我知道，我们即将相见。

2013年6月1日

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父母，谈起教育，都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他们的出身，可能有霄壤之别，他们的立场，可能有左右之分，他们的心境，可能有悲喜之差，然而，一旦话题转向现行教育制度，他们立即集结于同一阵营。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到哪怕一位对我们的教育体系感到十分满意的父母。对教育的批判，不仅加强了国人的凝聚力，还将许多父母逼成了赤脚的教育家。

我颇有一些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如蔡朝阳、梁卫星等，为我素所景仰。不过我最钦佩的教育家，却是并不隶属教育界的冉云飞兄。他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与批判，起因之一，当是对女儿的深爱，用李英强的话讲：“不做父亲的人，很难理解冉云飞为什么十几年来一直保持对教育的关注和批评。”可以说冉云飞是被逼出来的教育家，也许恰因如此，他对自由的体味才更深切，对自由的发扬才更通达，正所谓“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这是冉云飞最新一本教育文集的书名，容我借用过来，作为话头。我谈教育与自由，有两个事由。其一是前不久林妙可的微博之争。14岁的林妙可，因在新浪微博受辱，遂公开要求新浪，根除对人身心、健康有害的言论。这显然违背了言论自由的真义。想起林妙可尚未成年，不管她怎么立论，我们都该谅解，而非苛责。但是，倘如质疑所云，林妙可的微博，非她自主，而由其父母代管，那么这个问题，就该换一种解法。

我有一个观点，也许近乎偏见：未成年人所犯的错误，其罪责，大半都可归于成年人尤其是他们的父母头上，他们的言行，只是成人世界的投影，或者出自成年人的代理，所以批判的矛头，当指向后者而非前者。基于此，我批判黄艺博的父母而呼吁“救救孩子黄艺博”，我批判李双江、梦鸽而对千夫所指的李天一不无怜悯……

相比之下，林妙可比“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的黄艺博更具代表性。她成名的方式，便是作伪。“九岁的林妙可站在鸟巢的舞台中央，她笑容甜美，她假装歌唱，她可爱的向全世界展现了这个辉煌而甜美的谎言。”这是许知远的描述，他将林妙可比作“这个时代的孔融”，孔融是道德的木偶，林妙可则是国家主义的木偶。由是他感慨：“没有一个国家的儿童像中国儿童一样，这么早进入社会规范，被告知秩序与服从的重要性。他们小小的自我尚未自由生长，就已经被指明了方向。”

我还得重申，不要苛责林妙可们，她的言行，到底有多少出于自愿，她14岁的生命历程，到底有多少自由可言？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林妙可父母对她的爱，未必弱于我们每一对父母，然而他们爱意的表达，却通过剥夺孩子的自由来实现。没有自由的爱，也许还是爱；然而没有自由的人，却必定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自由的教育，甚至玷污了“教育”这两个伟大的汉字。

第二个事由：4月9日上午，我终于成为人父。妻子怀孕之时，我们一直在畅想，这孩子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能否继承爸爸的记忆力，妈妈的厨艺要不要传授给他……这大概是近一年来，最让我们快乐与苦恼的事。后来我们达成一致，只要在法律与良知的底线之上，我们决不干涉他的一切选择。我曾有两点私心，希望我的孩子，一能练好书法，二是做巴萨球迷，现在想想，哪怕他的字比爸爸还难看，哪怕他喜欢皇马乃至国足，有何不可呢？——只要他愿意，这是他的自由。

我原以为自己早已领会了自由的内涵，我精通自由主义的思想史，我能历数自由主义的各大派系，可是，当我回头凝视孩子在雨夜酣睡的脸庞，我才恍悟，那些算什么呢？自由，此刻距离我不足十公分。这迫使我必须反求诸己：一个专制的父亲，如何能给他的孩子以自由；一个从来不知自由为何物的父亲，能给他的孩子以怎样的自由？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此言原来还有一个前提：你自身要自由，或者至少要有一颗追求自由的心。

因为爱，所以给你自由；因为自由，我重审自己的爱。亲爱的孩子，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在我写下这一行字的这一刻，我是多么爱你。

2013年4月11日

爱与批判

谢谢景凯旋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被国境线和意识形态屏蔽的东欧作家：萨米亚特作家群体，南斯拉夫的米哈耶洛夫、丹尼斯·契斯，保加利亚的乔治·马尔科夫等。马尔科夫曾是保加利亚作协会员，政府豢养，奉旨写作，享受体制赐予的财物与特权。有一次他与大学生座谈，谈到社会责任，一个学生问他：“你如何使你的信念与你的特权相协调呢？”他不知该怎么回答。他问学生喜欢什么样的作家，答案都是以前的名字，马尔科夫的这些前辈，纵然穷愁潦倒，却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与尊严，时代的黑暗反被他们的纯洁和高尚照亮了。“那么你是什么样的作家，马尔科夫同志？”学生反问。最终，马尔科夫与保加利亚当局决裂，流亡国外，写作回忆录《被扼杀的真相》，被誉为“保加利亚的索尔仁尼琴”——无独有偶，米哈耶洛夫被誉为“南斯拉夫的索尔仁尼琴”，看来对一些国度的作家而言，索翁是最伟大的标杆。

1978年9月的一个黄昏，侨居伦敦的马尔科夫在公交站等车之际，遇刺身亡。此前他因批评保加利亚而屡遭暗杀威胁。多年后，在他墓前，年轻的女儿问母亲：“如果爸爸爱我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东西？”

这个问题曾经像春天的雷霆一样轰响在我疲乏的耳际，令我不得不去正视内心的自私与怯懦。我甚至为马尔科夫感到庆幸，九泉之下的他，终于避开了女儿和家人迷惘而殷切的眼神，我们却无处可逃，这是下笔之前必须化解的一道关隘。

自2007年以来，我的写作，渐渐转向时政，其中对时局的批评，远多于赞美。我喜欢托马斯·杰弗逊那句话：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尽管我的批判性写作，始终坚持理性、渐进、守法度的本位，然而在此盛世，风险犹不可测。对此，家人纵有忧色，却仍默默支持。父亲甚至对我加入作协——他以为这是妥协的表现——表示不解，我至今记得他疑虑的眼神，像一面明镜，让我无地自容。

儿子出世以后，我必须直面马尔科夫式的难题。我害怕有一天，他忽然问：“爸爸，你这么爱我，为什么还要写这些可能让你失去爱我的机会的东西？”如果我不能直接回答他，我便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爱与批判，其实并不矛盾。我爱这个国家，所以才批判它丑恶的一面。我爱我的孩子，所以才批判禁锢他的教育制度。我读冉云飞《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发现他对女儿的爱有多深切，对教育的批判就有多深切。用王怡的话讲，“他下笔越来越狠，目光却越发温柔”。

我的一位教师朋友，平素温文尔雅，安分守己，去年为了保护地方环境，他好似换了一人，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冲上了街头，走在抗议队伍的最前列。后来有缘把酒，一掬英雄泪，三杯诉衷肠。他说自己并不勇敢，上街前一刻，还在担心倘若因此失去了工作与自由，今后家里怎么办呢，房贷缠身，母老子幼。最终他没有退缩，理由是，他不愿女儿从此生活在粉尘与阴霾之中，更无法想见十年、二十年后，女儿上街去面对盾牌与催泪弹的那一幕。与其让下一代承担，不如我们这一代来承担，他说。他教语文，经此一役，他给学生讲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讲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节，常常情不能已。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马尔科夫女儿的问题：马尔科夫的批判性写作，从大处讲，正是出于对保加利亚的爱，他不愿祖国在专制的压迫之下如一潭恶臭的死水，不愿祖国在苏联的欺凌之下沦为霸权的后花园；从小处讲，正是出于对家人尤其是女儿的爱，他不愿女儿像他一样，前半生被暴政的阴影所蒙蔽，后半生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最终暴死街头，空余田园将芜。

读了马尔科夫的故事，我把电脑桌面换成了儿子的满月照。他明澈的眼神，从此成为我写作的起点与终点。“愿汝永远天真，如屋顶之明月”，所以我必须批判，所有可能污染他的心灵、扼杀他的头脑的事物，都是我的敌人。

2013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