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地方，每一任父母官，大抵都有独树一帜的政策或口号，以为政绩。譬如宁波的三思三创，武汉的治庸问责。

治庸问责是武汉的发明，后推及湖北全境。治庸，即“治理庸、懒、散、软”，“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听起来像中医的药方；问责，是对治庸的落实。没有问责，恐怕连治庸本身，都将沦为庸政，沦为它所治理的对象，从而构成了恶性循环。

武汉治庸问责，堪称大手笔，不仅成立了治庸问责办，还主办了一档节目，叫“电视问政”——这就要说及两位名动天下的官员：一是绰号“满城挖”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阮书记并不介意这个绰号，甚至还拿来自嘲），他冀望通过该节目“唤醒官员的责任心和敬畏感”，为此他将节目定性为“犀利、不作秀、不回避问题、不遮遮掩掩”；二是“羊羔体”的创始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他还有一个职务，即市治庸问责办主任，电视问政，他在幕后操盘。

电视问政已经举办到第三年，以犀利著称，备受好评。不过，三年过去，“同样的问题年年提，年年结果都一样”，受众开始审美疲劳，质疑声渐起：这个节目是否“尺度设限”？是否“只问不责”？是否“只是一场秀”，能否“解决真问题”？由地方长官主推的电视节目能走多远？……

这些问题，早在节目设置之初便已经注定。公众对权力的天然怀疑，使政府主办的电视节目，永远难逃“宣传”、“作秀”之讥。级别越高，受到的怀疑就越激烈，如央视。而今，连央视的天气预报，都被怀疑注水，遑论新闻。

一般而言，电视节目的作用，只在曝光，即“问”，“责”则是节目之后的事，“只问不责”的批判，是否有些苛刻呢？转念一想，电视问政的背后，便是武汉市纪委、市委，追责本是他们的职守所系。既然他们的手伸进了节目，那么该节目背上的重负，显然重于同侪。质言之，对电视问政的质问，其实是质问它背后的权力，作为权力的副产品，它必须为权力买单。

说到底，电视问政是一条弯路。倘要问政、倾听民声，何必依赖电视这一逐渐被淘汰的媒介，就我所见，青年人中，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何必依赖政府所主办的电视节目？正路与捷径，就摆在眼前：微博。电视问政的尖锐、犀利，与微博论政一比，便如银样镴枪头。

是故，阮书记、车书记要治庸问责，不妨关电视，上微博。如果能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将微博的言论边界拓宽一米，胜于电视问政努力三年。

正路不走，却走弯路，我曾经历。从我家到小学，需穿过两条马路，这是正路；还可以走巷道，百折千回，曲径通幽，这是弯路。有一天我走弯路，迟到了，被老师责骂：你为什么不走正路呢？她哪里知道，那天我是故意迟到，因为压根不想上她的思想品德课。

电视问政的弯路，当作如是观？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

2014年1月1日

供《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