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洪果先生写过一本《法律人的救赎》。他的辞职决定，恰好呼应了这一书名。

我与谌洪果的交往仅限于虚拟的微博。从他公开的言行来看，这绝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不是一贯剑拔弩张的斗士、勇士，相反，以公民自命的他，温和、理性、严谨、守法度，与我所见的大多法学院教师并无二致。如果一定要找出他与他们的不同，也许在于他的坚忍和固执，他一直在坚守他的合法权利、他的独立意识、他向往自由的内心，为了捍卫这些平常而高贵的事物，他愿意付出常人所不愿承受、不可理解、甚至无法想象的代价。譬如，当他的出行权受到了严重侵犯，他与学校三番五次交涉无果，遂选择辞去了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教职。

他的辞职信公开之后，一度风靡，终而消逝。信中，他反观自身：“这些年，我在大学里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是热衷于教学相长的活动，以各种方式和学生互动交流；不过是坚持请一些学者律师到学校讲座，满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学生的知识渴求；不过是坚持和学生开展读书讨论会，而公开正当坦然地做出过抗争；不过是就学校一些具体的有违大学法治精神的规定和做法，提出过就事论事的建设性批评。我一向坚守理性、善意、坦诚的原则，坚守学术独立、师生平等、价值中立的学者操守。这些年来，我发表过一些公开言说，却都是从学术专业的视角出发；我做出过一些底线抗争，但从没能力并且也本能地拒绝成为一个斗士。我只是一个想保持独立和说说真话的个体，只是一个想好好上上课看看书写写文字的学者。”其行止，完全符合一个法律人、一个法学教师的本位。

然而，今日之大学，不仅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更容不下一张真实的讲台，与一位讲真话的老师。谌洪果对独立与真实的守护，使他备受打压，屡经劫难。此前，他曾撰文，谈讲座受阻，读书会受阻，有一期读书会，阅读韦伯《学术与政治》，因学校干预，被迫放在楼道，在监控之下举行。他据法抗争，找管理者讨说法，却如一记重拳砸上了棉花；据理呼吁，却无法叫醒那些善于装睡的人。从这一点上讲，他的辞职，早已埋下伏笔。

谌洪果的艰难抉择，引出了两个严肃的问题。第一，当法律乏力、无力，法律人何为？如谌洪果所言：“一项如此普通的权利（指出行权），作为法学教师，我都无能争取，我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讲台上，给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们讲什么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权威、程序的价值、正义的底线、权利的重要？”他是如此自律，不愿精神分裂，不愿委曲求全，不像他的一些同事那样，沦为法律虚无主义者，抑或视法律为玩物，一旦站上讲台，却满口法治，满腔正义，议论风生，情真意切。他力求知行合一，当他不能用法律的武器捍卫个体的权利和尊严，他便放弃了对法律的宣讲。他离开法学院，恰恰体现了对法律的爱惜（我想起十年前的自己，为了坚持对法律的信仰，才不愿以法律为职业）。

第二，当法律不可信仰，法律人该信仰什么？谌洪果的选项是：一个独立者、自由人的内心与生命。“我唯一要正视的，是自己的内心。”“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你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我的辞职，不是在逃避退缩，我只是害怕失去我所看重的尊严、底线和原则。失去这些，我的生命就没有依托，我就是行尸走肉，我不再是我。”归结起来，对内，他要维护人之为人的良知；对外，他要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每个人对良知、尊严都有自己的理解，在谌洪果身上，尊严即独立，良知即自由。

回首这即将逝去的一年，谌洪果并不孤单。不妨说，他所遭遇的困厄，是中国法律人共同的困厄，他所面临的窘境，是中国法律人集体的窘境。就在他发表辞职声明前不久，浦志强律师被《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2013年度法治人物”。这自然实至名归，劳教制度之废除，头功当归浦志强。获奖之后，他却感慨，自己不过尽了一个法律人的本分，这都能获奖，诚是个人之幸，却是法治之不幸。我开玩笑说，古有“国家不幸诗人幸”，今有“法治不幸律师幸”。其实这样的幸，底色还是不幸，犹如废墟之上的花朵，无论多么艳丽，根基却扎在了荒芜的废墟。

这一年，我住在溪口乡下，常常接到农民的咨询，从征地到拆迁，从食品危机到选举纷争。当我建议他们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他们的反应，几乎都是一脸犹疑：对方不讲法律，我们讲什么法律？对方那么硬的后台，我们讲法律，有用吗？后来，连我自己都犹疑起来。因为我发现，如果有两种以上解决问题的路径，司法路径无疑是成本（金钱、时间、人力、信念……）最高的那一种。权衡成本，我们一道打起了退堂鼓。缭绕的烟雾掩饰了我的难堪，不过我还是隐约听见了法律的苦笑。

所以，我十分理解谌洪果的纠结，且十分感佩他决断的勇气。当法律不可信赖，那么，请追随你的内心而生活。不过这么一来，谌洪果所完成的救赎，只是一个人的救赎，而非一个法律人的救赎。

法律人的救赎，路在何方？

2013年12月25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