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都是人权日

有些节日令人欢欣，有人节日令人感伤，有些节日令人百感交集。对中国人来讲，每年的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无疑属于最后一种。

在中国，人权一度是一个无比陌生、疏离、遥不可及的词语，而今，却频频出现于我们的政治生活甚至日常生活当中，与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一道，使我们头脑发热、咽喉冒火、舌头打结。这一剧变背后，正是我们的国家从官本位向民本位，从权力话语向权利话语，从视人民如草芥向人民至上、人民万岁的艰难转型。当人权成为流行词汇，不管基于什么缘由，出于什么目的，至少胜于人权成为禁忌的时代。

只是，当我们言必称人权，是否意识到这个词语的内涵日趋模糊、虚幻，就像有些人言必称人民，却暗自掏空了人民的实质？作为概念的人权、形而上的人权、宏大叙事的人权，常常使人权的呼吁者陷入致命的迷失，导致他们漠视、遗忘了具体的、确切的、形而下的人权。一旦前者压制了后者，人权就开始空洞化，甚至背叛了其本质。

《知识分子》一书结尾，保罗·约翰逊提醒读者：“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这一忠告，理当构成我们谈论人权的前提。

所以，我们谈论人权，尤其是考量人权的进步或倒退，最好能针对具体的人、具体的权利与具体的事件。譬如对犯罪嫌疑人而言，首先要保障的是其沉默权，其次是辩护权，复次是人格权。这些权利，犹如水和面包一样具体、形象、不可或缺。沉默权就是“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一切将作为呈堂证供”，而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后者的标语从墙上消失，而代之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此即人权的进步。当然，进步的关键，在于对“你有权保持沉默”的落实，只要你坚持沉默，公权力不得使用任何利器逼迫你开口说话。相比言论的自由，沉默的自由才是根本。

辩护权更为明了：一是有权自行辩护，二是有权委托法律允许的人代行辩护，三是法院当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进行辩护。像数十年前直接剥夺辩护权的恶劣情形，如今断难再现了，这是进步，不过相当有限，因为，现在流行变相剥夺辩护权，倘法院不太中意犯罪嫌疑人所委托的律师，不是在庭上限制律师的发挥，就是强迫犯罪嫌疑人“自愿”解除对原律师的辩护委托。就此而言，辩护权的夯实和拓展，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呢。

对犯罪嫌疑人（以及罪犯）人格的尊重与保障，是考量人权最鲜明的标尺之一。这里面有一原则，即无罪推定。未经法庭宣判，犯罪嫌疑人便是无罪之身，既然无罪，他便当如常人一般。然而在中国，如对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令其出庭受审之时，剃光头、穿囚衣、戴戒具等，风靡一时，至今不绝——大抵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衣冠楚楚，出现在被告席上，更像是一种司法特供。这无疑严重侮辱、伤害了他们的人格。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表示，“比如被告人剃光头、穿号服的问题……已经明确要求不允许有这样的做法”。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要求，今后该省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可着便服，以去除被告人“犯罪化标签”；被告人还可以和辩护律师坐在一起，随时沟通。希望这一进步，不止体现在河南的法庭，而能推及全中国。

对这些最基本的人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给予积极响应，它不仅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还提出了具体化的对策：“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归根结底，人权的保障，必须知行合一。第一步在于知，保障人权，不是保障一个虚幻的概念，必须从保障具体的人、具体的权利开始；第二步在于行，保障人权，不当空喊，使权利滞留于洁白的纸面，而必须使其从《宪法》走向看守所、走向法庭、走向监狱、走向人间。譬如严禁刑讯逼供，我们高喊一千遍，不如践履一次更有意义，因为高喊一千遍，并不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践履一次，则有可能扼杀一宗冤案、一起“被自杀”的诞生。

世界人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今天开始，让每一天都成为人权的节日。

2013年12月8日

供《东方早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