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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之巅,两番苦战,两场平局,恒大却笑到了最后。举国欣喜若狂,这是中国足球期盼已久的盛宴。对此,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先生认为,这场胜利,不仅是“职业化的胜利”,“归根结底,属于祖国的胜利”。不难想见,这样的宏论,在被斥为“民粹主义”的公共空间,会迎来怎样的笑骂。

不必否认足球与国家的关系。足球没有国界,踢足球的人却有国籍。天河体育场国旗飞扬,国歌激昂,可见这一场胜利,国家的形象并未缺席。只是,国家却非胜利的主体:这是足球的战争,而非国家的战争。当国家压倒了足球,球员和球迷的命运,就像绿茵场上的皮球与草坪,从此沦为任权力摆布的道具。

何况,这是亚洲冠军杯,而非世界杯;参加比赛的球员,代表俱乐部,而非代表国家。夺冠的功臣,除了中国人,还有运筹帷幄的意大利人里皮,指挥若定的阿根廷人孔卡,奔腾如虎的巴西人穆里奇,摧城拔寨的巴西人埃尔克森,砥柱中流的韩国人金英权。倘以一种狭隘的眼光,认为这是“祖国的胜利”,则置这些外援于何地,叫不遗余力的他们情何以堪?

这愈发可以证实,足球高于国家,高于政治,还有,如比尔·香克利所言,高于生死。

话说回来,足球与政治,从来纠结,犹如两团乱麻,斩不断,理还乱。政治从不曾放弃对足球的干涉,正如足球从不曾放弃对政治的拒斥。政治人物成为球迷,以及成为哪家的球迷,系其个体的自由;只是,当他们利用总统、总理、首相的公共身份,滥用手中煊赫的权柄,在法定的权限之外,对足球事业指手画脚,甚至以足球为媒介,捞取政治资本,须当引起我们警惕。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则是操纵球赛、迫害球员。从西班牙的大独裁者佛朗哥,到萨达姆的长子乌代,莫不如是。乌代对足球一无所知,却无比关怀国家队,伊拉克国足的比赛,不消说输球,就连场上的球员出现失误,都将根据其严重程度而受罚。在此等政治压力之下,球员上场,踢的不是球,是自由和生命。

相比之下,足球对政治的超越,何其稀罕;那一声“让政治走开”的呼喊,何其微弱。我搜肠刮肚,才想起两个案例。一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韩国两大政党民主党和民族党,曾为韩国的比赛而达成“停战协议”,停止了攻击对方的口水战;二是在委内瑞拉,查韦斯的反对者与支持者曾狭路相逢,不过双方并未动武,反而踢了一场足球赛。至于一战期间,互为敌手的英国与德国,休战而踢球,如今听来恍如神话。

政治无处不在。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足球的地方就有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足球永远无法摆脱政治的干扰。那么,高喊“让政治走开”还有什么意思呢?意思在于,如果不让政治走开,政治对足球的入侵必将变本加厉;如果足球不去阻止政治的辐射,必将沦为政治的玩物。

我们承认,“让政治走开”,与《天下足球》所标榜的“最纯粹的足球”异曲同工,是一种理想状态。它难以企及,却召唤我们拼命追逐。理想之为理想,当在对现实的升华。若无理想,现实则一片狼藉。

在“让政治走开”的旗帜之下,且让恒大的胜利归于足球,而非祖国;让亚洲之巅的荣光归于体育,而非政治;让其成功的经验归于职业化和市场规律,而非权力的加持。一旦归于后者,便是给足球加码,而非减负。中国足球的一大症结,恰恰在于背上的包袱、使命太重了,“祖国”、“体制”的重负,压垮了皮球的形状,与球员的精神,使他们忘记了足球的本质,叫做自由。

恒大称雄于亚洲,不由使人展望中国足球的未来。乐观者有之,却也不乏悲观的论调。如金志扬先生等足坛耆宿认为,这救不了中国足球。此言只有一半的道理。诚然,从本质上讲,任何外力都无法拯救中国足球,包括请神奇的里皮执教国足,他充其量能救一时,欲救一世,只能自救。不过,当我们总结恒大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外援的威力也好,砸钱的豪赌也罢,对中国足球的救赎,还是有所启示,毕竟,恒大经验虽众说纷纭,有一点不容否认:它的发展方向,正在于使足球回归足球,使足球的运行遵循其本身的规律,而不是相反。

 

20131110

 

供《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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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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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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