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能守正义，不如回家去种地。这后半句，在检察官张旭民身上应验了。尽管严格来讲，检察官不是官，其所对应的行政级别，犹如蛇足；张旭民的辞官（提前退休），与正义的关系，说近也近，说远也远。

据《时代周报》（10月24日），2013年8月26日，张旭民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递交辞职报告，9月29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开会，“决定免去山西省劳动模范、一等功荣立者、检察荣誉勋章获得者、二级高级检察官张旭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法律职务”。随即，张旭民脱下检察服，卖掉检察小区的住房，离开了为之奋斗三十个春秋的检察部门，回到家乡保德县，承包了400多亩荒地，开启农民生涯。

张旭民辞职的导火线，埋在四年前。2009年3月，山西省检察院内部竞聘，张旭民报考处长岗位，结果未能入围面试。事后他发现，政治部有重大作弊嫌疑，篡改了他的推荐票数，“还有一些竞争者的笔试成绩和民主推荐结果也被篡改”。对此，由该院人员组成的调查组（所谓“自查自”）虽查明真相，验证了他的申诉，最终所做出的《调查报告》却弄虚作假，有意偏袒，隐瞒了相关责任人（其中一位现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涉嫌严重违法犯罪的问题。无奈之下，张旭民只能去实名举报，这是一条不归路，他已经跋涉了3年，其间屡遭打击报复，如今纵然辞职，他对媒体表态，还会继续举报。

我曾在微博见过张旭民的举报材料，关注度似乎不高。按理说，检察院本是接受群众举报的机构，现在检察官反过来举报同僚，正是一个反讽的新闻，该当举国瞩目。可惜，这种事，就像城管遭遇强拆、法官遭遇枉法、公安局长遭遇刑讯逼供、信访办主任遭遇截访，大多国人早已见惯不惊，往往漠然以待。在被冷落与被遮蔽的人群当中，张旭民能得到媒体的聚焦，堪称幸运。

媒体在张旭民头上所加诸的光环，有些显然过誉了。不容否认，张旭民此人，确有令人钦佩之处，譬如他的硬气（《山西法制报》曾以“硬汉张旭民”为题报道他的事迹，其光辉事迹里面，最值得一提的当是顶住纪委的压力而秉公办案）、他的敬业（办案期间腿部受伤，至今走路仍一瘸一拐）、他的较真——从这些可贵的品质来看，他注定难以成为检察院内的主流，他被排挤、打压，看来早有缘故。

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张旭民当局者迷。他未必能够明白，他之遭遇不公，罪魁不止是那些当权的领导，更是这个体制的缺漏与纵容。检察官，以及法官，本不该是官，不必卷入行政化的漩涡；检察院不该是一个封闭的黑箱，以至给一些权力者留足了滥权、弄权的暗箱操作的空间。他的处置方式，如上访，更不该是一个法律人的正常选择。

正因为没有认清这些，使张旭民陷入了近乎无解的矛盾之中：他一面坚称相信体制，相信组织；另一面，当记者问他：“你相不相信组织上会给你最后可以接受的结论？”他的回答暗藏玄机：“结论留给历史去做吧！相信我反映的问题，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将希望抛给历史和未来，则折射了对现实的悲观。所谓对“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深信不疑，不过是自我麻醉。

明确了这些，可知张旭民的“决绝离去”，有不得已的成分；不得已的背后，却可见他的不愿苟且、妥协，不愿随波逐流、沆瀣一气。他始终在坚守一些事物，譬如自己的合法权利，还有“对法律的崇尚”。这种坚守，使这个体制中人，渐渐疏离了体制，同时被体制放逐。他对体制，可谓爱恨交织，这一两难，绝非他一人的困惑。不过，无限的眷恋，终须一个了断：张旭民选择了告别，打破了体制的纠结，捍卫了自己的信念。

从崇尚法律的张旭民身上，我隐约瞥见了近十年前自己的踯躅。那时我们正面临择业，我对一位朋友说：为了坚持对法律的信仰，我不愿以法律为职业。此言貌似难解，实则无比写实。假如去当检察官，我不敢保证，对法律与良知，能够守护多久；在强权的压力之下，我会退缩多深。基于此，当知张旭民的坚守与决裂是多么艰难，却多么可敬。

这么说，是不是抬举了张旭民呢，他所有的反抗，只不过在争取一己之私？如此质疑，未尝不可。然而，风物长宜放眼量。先贤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那么，争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争公义。倘若每个人都能像张旭民这样坚守原则，强权必将四面碰壁，每个人都能像张旭民这样崇尚法律，法治社会指日可待。

2013年10月24日

供《东方早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