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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企业合作,安排学生实习,自是寻常,无须惊诧。只是像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与富士康科技集团(烟台)工业园这样的合作(见《东方早报》2013年10月9日相关报道),充满了不合情理之处,不由令人侧目。

犹记得我们读书那些年,实习都是学生自己联系单位,学校仅负推荐之责,北方信息工程学院却强制千余名学生进入富士康实习两个月,不去实习,或者中途退出,将失去“6个技能学分”,并无法拿到学位证。这样的实习,与绑票何异?

纵是学校安排,何不就近找一家单位呢,反而不远千里,从西安乘火车到烟台,上千学生,劳师动众,此中成本、风险,谁来承担?据报道,车费还是学生自己出。看来,北方信息工程学院此举,不仅便宜了富士康,还便宜了中国铁路总公司。

哪怕这两处争议,学校都可以找到敷衍的理由,请看第三点,学生实习,自然要专业对口,北方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去富士康,一位同学来自财会专业,却被分往流水线“给PS4贴胶纸”;一位同学来自计算机专业,工作内容却是“把PS4的4条线路及说明书一起放到盒子里,传到流水线的下一人”。这般实习,对学生的专业有何益处?

既然是实习,则不必以工人的标准要求学生。然而,这帮实习的学生,有时还要加班,一天工作11小时(这正是富士康的风格)。以至短短十天,一位老师所带的246名学生当中,便有4人晕倒在生产线上,可见富士康工作的杀伤力,传言并不夸张。

以上种种,无不使人怀疑,这不是实习,而是以实习为名的“学生工”,富士康与学校正是交易双方。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媒体第一次曝光富士康使用“学生工”。去年10月,便有报道,称烟台市所有的高职高专院校,都有学生被安排在富士康“实习”。至于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与富士康的合作,早有数年历史,媒体的曝光,并不能阻止它们强制送学生实习的恶行。

为什么是“学生工”?原因不难想见,一是用工荒,工厂饥不择食;二是以“学生工”为劳动力,更加低廉;三是便捷,企业拿下了学校,“学生工”便源源不断。

“学生工”之外,还有一个更致命的问题:为什么是富士康?如这一新闻,倘若主角不是富士康,所激起的传播效应,势必微弱许多。

今日中国,富士康已经不止是一个工厂,更是一个符号、一个影像。“血汗工厂”、“集中营”的骂名,纵有妖魔化之嫌,却可折射这个社会对它的印象与想象。另一面,近年来,富士康虽频频爆发丑闻,沦为众矢之的,遭遇千夫所指,其吸引力却有增无减,各地政府纷纷请富士康前去投资建厂;对其大多工人而言,不来这里,生存状态也许更糟糕呢,甚至,富士康的加班制度虽备受批评,有些工人却无比渴望加班,不让加班,竟被视为一种惩罚手段(见“富士康的夜生活”,《财经天下周刊》2013年9月13日)。

准军事化的管理,权利与利益之争,一个社会的爱与恨,从远处看,这是富士康;从近处看,这是转型中国。

由此正可解释,使用“学生工”的工厂,想来不止富士康一家,为什么舆论单单聚焦富士康;为什么事关富士康的新闻,都会举国瞩目。

 

 

供人民日报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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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370篇文章 5年前更新

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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