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给最新一期《中国经营报》所撰的一篇社论，限于形势与文体，只能浅尝辄止。见报标题为《必须防止夏俊峰的悲剧重演》，此系原稿。】

从案发到处死，夏俊峰案历时四年有余。这四年来，备受煎熬的不止夏俊峰的家人与受害城管的家人，不止地方政府与城管制度，还包括关注此案的国人。对死刑的复核，犹如楼上的第二只靴子，纠结了两年，才迟迟落下。夏俊峰的结局，一度被视为一个政法风向标，一次对公民自卫权的丈量。最终，风向未能逆转：2013年9月25日凌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当天上午，夏俊峰被执行死刑。

关于此案的案情，我们不欲评说。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审的辩护词与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都摆在那里，其中专横之处、疏漏之处、矛盾之处、模糊之处，昭然若揭，读者心里自有一杆秤。到底应该适用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致人死亡、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每个人根据对案情的了解、对法理的认知，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只是，无论怎么权衡、怎么判定，都不能改写一点残酷的事实：此案没有赢家。当事人、民众与政府，所失远远大于所得。

我们关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是夏俊峰？为什么是夏俊峰案？为什么几乎每一起小贩与城管的冲突，都能令举国瞩目，举世沸腾，都被贴上了官民对立、阶级斗争的标签，最终恶化为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战争？假如这些问题不得解决，下一个夏俊峰、下一个受害的城管，便将诞生于顷刻之间。

夏俊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符号。他的身份，他的形象（1.65米的身高，他所杀害的两位城管，身高均超过1.80米）、他的家庭背景（夏父是环卫临时工，月薪700元，夏母每月退休金800元，夏俊峰与妻子张晶摆摊为生），都堪称无权势者的代表：他承载了他们的苦难，并点燃了他们的勇气。在被简化的权力之争当中，他更容易激起大多数人的同情。他的遭遇、他的反抗或杀戮，唤起的不止同情，还有仇恨，这年头，后者比前者更容易一触即发。他就像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潜伏已久的社会怨恨。

在夏俊峰的对面，遇害与受伤的城管，同样不是三个人，而是一个制度的缩影。这里所言的制度，则不仅指城管制度。许多人对城管制度的嘲讽和批判，只是视其为一个排遣怒意、恨意的出口（窃以为，稍具理性的人士，都会认同这一观点：城管的问题，不在废除，而在规范化）。正因此，城管不免被格式化、妖魔化，背负了它所不能承受之重。这一重负，迟早将成为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此二者之间，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的伤口逐渐被撕裂开来。夏俊峰被拉向了一边，城管被拉向了另一边，背道而驰，渐行渐远，他们都不再是他们自己，而被寄予了沉重的、甚至与他们无关的力量，原本置于他们中间的那一点光明的共识，被虚化为黑色的幻影。终于，拳头与刀光，取代了善意与和解，使小贩与城管，互相视对方为仇雠。

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权扮演了加速分裂的助推器。即便此案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却未必一定要判死刑。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该是刑罚的第一义。夏俊峰的血，无法挽回两条生命的消逝，更洗涤不了城管制度的斑斑恶迹。留其一命，不仅契合恕道，还能为民间留一分善意和希望，为社会和解留一寸缓冲的空间。杀夏俊峰，能够震慑其他小贩么？只怕物极必反，使他们在面对城管暴力执法之时，都逼成了夏俊峰。

逝者长已矣，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我们谈论逝者，却是为了生者。那么，如何杜绝下一个夏俊峰的出现？这个问题，不仅抛给了小贩，更抛给了城管，抛给了司法权，抛给了这个日渐断裂的社会。

有两个细节，最是耐人寻味。据报道，法官向夏俊峰宣读核准死刑通知之时，双手一直颤抖，夏俊峰却坚如磐石，他坚称自己正当防卫，问心无愧，并请妻子继续申诉。

2012年，夏俊峰的儿子强强被同学打成了轻微脑震荡，妈妈问他：“为什么不还手？”强强哭了：“我还手，他说我爸是杀人犯怎么办？我把他打死怎么办？他打我一下，我不还手，打我两下我不还手，他打完我第三下，就不打我了。”

看来，无论夏俊峰，还是其子，都不能接受被强加的命运。当夏俊峰案的阴影，遗留在一个孩子心中而无法弥散，才是最大的悲剧。

必须让夏俊峰不再成为夏俊峰，必须阻止夏俊峰式的悲剧再生，否则，小贩与城管不得安宁，司法权不得安宁，社会不得安宁。

没有人能够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