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所宣判的案件，王书金案绝非最醒目的一宗。如果不是基于与聂树斌案的关联，此案未必能得到舆论的垂青。然而，置于薄熙来案、夏俊峰案、韩磊案、李某某案当中，它却别有一番意味。

2013年9月27日，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案二审宣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人王书金上诉，维持一审判处王书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老实说，这一结果，不太出人意料。以王书金所犯的累累恶行，处以极刑，争议远远小于夏俊峰案。二审翻盘，几无可能。但凡对中国法治生态稍有了解，都不会期待过高。

也许，公众最关注的情节，不在结局，而在过程：王书金主动供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故意杀人犯罪系其所为，是否为法院采纳。有人认为，一旦法院采纳，沉冤近二十载的聂树斌案便可平反。

王书金案二审，曾三次开庭，跨度达六年之久（第一次开庭在2007年7月31日，第二次开庭在2013年6月25日，第三次开庭在2013年7月10日）。庭审之际，出现了法律人称之为“奇妙”、“中国诉讼史上罕见”的一幕：“被告人在法庭上费尽心力要求追究他的未被追究的犯罪，检察官的目标却是千方百计地证明那不是被告人所犯之罪。”通常来讲，都是控方（检察官）力证其罪，辩方（律师）力证其轻罪或无罪，此案却使检察官与律师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实在令人莫名惊诧。

事实上，检察官有“客观义务”之说，有罪自然要指控，无罪却也得辨明。在法院宣判之前，倘检察院“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59条）。如王书金案二审，不能因为王书金坚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故意杀人犯罪系其所为，便顺水推舟，予以控诉，这还得看事实与证据的力度；一旦事实与证据并不足以支撑王书金的供述，检察官别无选择，必须有一说一，证其与此罪行无关。所以，这貌似矛盾的一幕，虽然稀罕，却一点都不荒谬。

公众对此案的认知，还有一点误区，即将此案与聂树斌案的平反牢牢捆绑在一起。从理论上讲，两者并无必然关系。哪怕王书金的供述不为法院采纳，只要聂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该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而平反。当然，这是“从理论上讲”，近乎废话。倘严格遵循法理，聂案早就平反了。正因“疑罪从无”的原则被摒弃，公众才寄望于王书金案的二审，如果法院认同了王书金的上诉理由，判定他是奸杀康菊花的真凶，便可推论，聂树斌不是凶手，这则构成了为其平反的一条曲径。

如今，这条曲径却被斩断了。同一家法院，审理聂树斌案，不曾“疑罪从无”；审理王书金案，反而“疑罪从无”。我们自然鼓励这种“疑罪从无”，只是希望法院能一以贯之，一视同仁。贺卫方呼吁：“今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排除了王书金杀死康姓女的嫌疑。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该院也遵循同样的原则，重审疑云密布的聂树斌案。”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称，应该把认定王书金不是聂案真凶的证据标准，套用到对聂案的复查，“要说王书金不是凶手，那么聂树斌更不应该是凶手”。

王书金案的问题，不在案件之中，而在案件之外。说到底，就是选择性司法。拿“疑罪从无”来说，这不仅是王书金案与聂树斌案的区别，还是王书金案与夏俊峰案的区别。夏案何尝不是证据薄弱，疑点重重，然而，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一律疑罪从有，终于在王书金案二审宣判前两天，核准并执行了夏俊峰的死刑。

再说远一点，夏俊峰案与薄谷开来案，都被处以故意杀人罪，却一个死刑，一个死缓，论犯罪情节之恶劣，手段之残忍，后果之严重，前者一定压过后者么？法庭之上的天平，从未端正。

选择性司法的最大毒害，不仅在于破坏了法律的平等，更在于破坏了正义的水源。当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法律便离正义越来越远。当王子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罪，庶民头上的冤案必将接踵而至。

对于二审判决，王书金不服。他说“我干的就是我干的，你不能让别人背黑锅，这不公平”。这场要求“判我有罪”的法律剧，不知接下来如何上演？只希望在其剧终的那一刻，能看到对聂树斌案的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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