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楚狂先生

我与楚狂先生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假如五年之后认识他，想必我们的交往，就会少一些隔阂和冷场。

2004年初，我还在读大四，便进入《重庆青年报》周刊部。彼时我满怀壮志，企图以自以为高雅的文化品位挽救这份日渐庸俗化的报纸。我的媒体梦起于此，只是我从未想到，它将终于此。

忘记了什么事由（知青？三峡？），我接到指派，电话采访楚狂先生。策划书与领导的嘱咐被我草草抛在一旁，我完全按照自发设计的思路提问，问题犀利却失之宏大。电话那端的声音有些迟疑，不过，几乎每一个问题，我都拿到了自己期待的答案。

结果，如你所想，稿子被毙了。我发短信给楚狂先生解释此事，他毫不介怀，反而在一个午后，约我到磁器口喝茶。

楚狂先生相貌平常，只是那一脸若有所思的神情，令人难忘。那年他近六十岁，拥有三重身份：退休的文化官员，一家农庄的老板，作家（出过一部长篇和一本散文集）。当他沉默，恐怕无人能够猜到他曾是官场中人；当他开口，尤其是喝酒之时，他的面面俱到，能让在场的所有宾客感到如沐春风，若非浮沉宦海、久谙世事，断难有此功力。

他冷眼红尘，却不畏惧潮流。当时他这个年纪的人，上网者寥寥，他却是资深冲浪者，谈起网络人物与掌故，如数家珍。他在关天茶舍读过我的文章，所以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请我这个毛头小子喝茶，他笑道：我从你身上看见了年轻的自己。

“楚狂”这一笔名，他已经用了四十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说，别看我现在老了，身似不系之舟，心如已灰之木，想当年，和你一样，志存高远，心雄万夫，背负时代的困厄，却从不卑躬屈膝，最后发现，我不是输给了时代，而是输给了自己的劣根性。

官场的话语习惯，使他习惯于欲言又止。那时我心浮气盛，目空一世，竟不知接过他的话头，请教劣根性何指，白白浪费了与他深谈的良机。

我们的面谈屈指可数：磁器口喝茶，到他的农庄喝酒，还有一次，他来西政听贺卫方的讲座，一座难求，我陪他在小礼堂门外站了两小时，我腿脚发麻，他神闲气定。

那半年，无心读书的我，挣扎于现实与理想、报社领导的脸色与不甘妥协的心性之间，像一头焦躁的豹子。在他面前，说不上是无意还是有意，我痛斥这座城市的文化格调，批判媒体的不思进取，言辞激切，丝毫不顾他的感受。他答以微笑，无限包容。

许多年后，我读到莫言的演讲，他用贝多芬与歌德的故事为自己的妥协辩护。我的记忆闸门忽然被打开，这个故事，楚狂先生讲过！

“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楚狂先生只讲到这里，以他的性情，自然不会像莫言那样继续发挥：“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讲，现在想来，他讲这个故事，劝勉我当在其次，更主要用来自况。他的半生，便是从贝多芬向歌德的转型。

2004年6月，尽管我已经成功融入了《重庆青年报》的体系，终究还是选择了辞职。给楚狂先生发短信，说月底离开重庆，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见，想请他赐一幅墨宝，以作纪念。他答应，问写什么。我答：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数日后，我收到他的题字，却未如我所愿。他写的是：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我向他致谢，他回短信：你太理想主义了。随即，再回一条：我默祷你不负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