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年人物】专栏已经写毕，在《新京报》的连载将于本月底结束。考虑到出版，后面暂不公开，只发两篇写师长的文章。

29.卢云豹

“壬午年，予由文学转宪政，受恩于卢云豹、王人博二师之教。二师本为师兄弟，王师盛名，世所景仰，卢师狷介，不容于时，故默然无名，然其清识更难尚也。或谓王师似阮步兵，卢师似嵇中散。王师通雅博畅，能以天下为己任，卢师萧条方外，不与时务萦怀，其旷澹处，如神龙在野。”

2010年底，我撰《西南梦华录》五十条，大多都是戏言，不值一哂，惟有写王人博与卢云豹这一则，字字如见肺腑。

我曾在《百年孤影》书尾向这两位启蒙老师表示感谢，正是他们主讲的《西方人权史》、《法理学》、《外国法制史》等课程，将我引入了宪政主义之门，除了知识，他们还教给我应对知识世界以及现实世界所必须具备的德行：独立、审慎、坚忍、虔敬。

十年前，王人博告别西政。他与卢云豹最后一次联袂登台，当是2002年4月龙宗智教授的那场后来被西政学子屡屡提及与无限怀念的讲座。当年龙宗智回西政任校长，依稀学者本色，第一次与学生见面，不是全校大会，而是学术讲座，钦点王人博主持，卢云豹系嘉宾之一。龙教授讲完《“相对合理主义”及其局限性》，轮到卢云豹发言，他轻声问王人博：能讲真话吗？然后以一贯低沉、缓慢的语调，发海潮音，作狮子吼：“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最庸俗的相对主义……”此言一出，台下鸦雀无声，随即掌鸣如雷。更难得的是，龙宗智并未端出校长的架子，而是以一个学者的优雅姿态据理回应。

那晚我被堵在学术报告厅之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不过这些细节，我有缘在卢云豹家里，向他一一核实。

他家位于12舍边上，我去过两次，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在幽暗的光线之下，纵谈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等。他的家算不上家徒四壁，毕竟还有书和电脑，然而除了书和电脑，我想不起他家里还有什么。

那些年，除了听课，我与他交往并不多。彼时我笃信艾兰·布鲁姆纪念其师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言：“在某种生命里，思想就是唯一真实的事件。”是故，思想之外，我更愿意与我尊敬的师友保持距离。

恰因疏于交往，本该随风飘逝的往事，如今依旧历历在目。他曾向我借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礼尚往来，我从他处借来以赛亚·伯林的《自由四论》（台湾联经版，陈晓林译）复印。尽管后来大陆出版了《自由四论》的扩充版，那复印本，我却不忍舍弃，现在就搁在我身后的书架底下。

卢云豹被称为西政的隐士。我不晓得“隐士”之说所暗藏的褒贬，也许言人人殊。无可否认卢云豹的隐士情怀，他萧条高寄，与世无争，不在校外兼职，无意课题与职称，除了讲台，你在校内几乎不会发现他的身影。前不久我们通电话，他说若回重庆，务必告知他。我请他留一个手机号码，他说：我不用手机。

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戴维·苏特，亦有隐士之称。其传记的中文版，系我的朋友何远律师翻译，隐士二字，特加引号，似有所讽。我读此书，常常想起卢云豹，当然，苏特比他更遗世独立。被视为“生活在18世纪的人物”的苏特，几乎排斥一切现代化工具，除了像卢云豹那样不用手机，连传真、电视、电脑等，都与他无缘，他坚持用钢笔书写判决意见，再由法官助理输入电脑；他离群索居，与书为伍，不知名利为何物，在被布什总统提名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时，马歇尔和布伦南大法官纷纷表示，从未听过这个人。

不过，苏特的好友梅尔文·莱文说：“我不认为他非常避世，我觉着是人们在避着他。”“如果你是他欣赏的人，他会是一个完美和忠诚的朋友……那些对他避之不迭的人，都是他觉得虚伪矫情的人。”这个判断也许适用于卢云豹。他的退隐与逃避，缘于他的洁身自好，不愿涂脂抹粉，以装点这个腐烂的世道。只要与他稍稍接触，当可发现，他绝不是一个孤僻、冷漠的人。他温润、沉静而不乏风趣，一口平和的河南普通话，让同样来自中原的我备感亲近。

毕业之后，我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托人送他，作为对精神向导的一份反馈。我不知他是否会读，更不知他若读后，悲喜何如。我寄书之前，每每忐忑，因为我深知以他对待思想和文字的审慎，必定不喜我这般挥霍无度。他曾发愿写一本关于西方法制史的著作，出版社已经发出了预告，然而，就因其中两个关节点未能想通，他遂一拖再拖，最终放弃出版。

这是师训么？他和王人博的老师林向荣先生，平生并无一本专著。2008年，林先生归道山，据俞荣根所记，送林先生的骨灰上山后，王人博说：“林门弟子中，最像林老师的还是卢云豹。”

听说，卢云豹至今还是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