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案的喧哗，让我一再想起刀尔登先生的名言：“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刀公此言，系其读史所得，我以为是至理，经得起时间与人性的检验。却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事若不论是非，人若不论善恶，那该论什么呢，模糊了是非善恶，不是和稀泥、捣糨糊么？

刀公的原意，应是提醒世人，论断人事之时，务须审慎使用是非善恶的标签，慎论并不等于不论，况且，即便不论是非善恶，亦非不分是非善恶。为什么要慎论呢，宋朝的理学家东莱先生吕祖谦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是非善恶，不易明辨，对此立论，当慎之又慎。胡适曾引吕祖谦之言，告诫青年陈之藩，不要觉得“明善”、“察理”、“穷理”太过容易，一旦如此，会以为天下的道理与正义，尽在只手之中，不免自我膨胀，从而患上了武断病与幼稚病。

吕祖谦在危言耸听么？还有更极端的观点。《看见》里面，柴静的一位同事说：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倘若此说成立，那些惯于以好人、坏人、善人、恶人论断世人的朋友，从此舌头将被打结。

我们不妨退一步思量：这世上有绝对的坏人吗，正如有绝对的好人？环顾你身边，或者来看金庸的小说，他写过许多大恶人，如西毒欧阳锋、蒙古国师金轮法王、位居四大恶人之首的大理段延庆等，这些人都曾肆虐横行，无恶不作，甚至绰号就是“恶贯满盈”，不过他们的生命，何尝没有善良的一面，欧阳锋对杨过，金轮法王对郭襄，段延庆对段誉，皆可见人性的暖光。

金庸如此落笔，正有深意存焉。他让穆人清教育袁承志：“……是非之间，有时甚难分辨，世情诡险，人心难料，好人或许是坏人，坏人说不定其实是好人。但只要你常存忠恕宽容之心，就不易误伤了。”

以前读金庸小说，最喜其写武打，最厌其写景与说教，读至后者，往往一目十行，如今则爱缓缓咀嚼其说教。金庸阅尽千帆，老于世故，貌似俗套的说教，其实充满了大智慧与大彻悟。他的笔下，善恶只在一线之隔，而且极易打破，那些所谓的大恶人，最终哪怕不能回归良善，却也在忏悔罪孽，或者与善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如欧阳锋与洪七公相拥而死，慕容博与萧远山同归佛门。这不仅可归结于金庸的悲悯情怀，更呈现了他对人性和世事的深刻体察。

回头再说唐慧。她的公共形象之传播，以《南方周末》（2013年8月1日）那组报道为分水岭。报道一出，颇有一批公众，将此前对她的同情、赞赏，迅速转化为疑虑、愤怒。我有一个朋友，自承对唐慧一事，疑团满腹，不知该信哪一方，问我怎么看。

他问了两次。第一次，我答：人不可能只有一个面相，《南方周末》报道的唐慧，与此前你了解的唐慧，也许是同一个唐慧。他似乎难以索解，数日后再问，我只好献上刀尔登的话。

唐慧一度让我想起河南兰考县的袁厉害。她们都以母亲的光辉形象知名于世：一个是“上访妈妈”，一个是“爱心妈妈”。不过让我生出联想的却非此节，而是她们所激起的巨大争议。年初，围绕袁厉害的争论之激烈，并不亚于今日。25年来，袁厉害收养弃婴过百，养育他们几乎成为她生活的全部，用其养子的话说：除了孩子，她一无所有。大爱无疆的另一面，袁厉害则被指拥有数十套房产，“她涉足的生意包括修路、圈地、房地产、替人讨债、协调纠纷并从中抽成”。这与唐慧何其相似：一面为女儿、为法治、为正义而战，一面被指说谎、撒泼、无赖、贪婪。

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一面是光明，一面是幽暗。如果我们只相信其中一面，那么另一面便可轻易被击碎，如果我们只相信她们的恶行，便可轻易遗忘她们的善业。然而她们的生命岂止一面，善恶之间，焉能泾渭分明？她们身上，不止有善，不止有恶，也许还有一些事物，远在善恶之外。

《圣经》云：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只是现实当中，谁能不去论断人呢，正如不被人论断，像阮籍那样“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实属寥寥。所以问题不妨改为：如何论断人。我们论断唐慧，正是论断自己，我们对唐慧的迷惘，正是对自身的迷惘：我们过于纠结于善恶，从而迷失于善恶之间。

论断之道，第一在于将人事分开，如论断唐慧，与论断唐慧案，完全是两个标准，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因为鄙薄唐慧的为人，便否决了唐慧案的意义，从而站在了恶迹昭著的劳教制度那一边；第二在于坚持平恕之道，如穆人清教育袁承志“常存忠恕宽容之心”，倘如此，对于唐慧的一些作为，便可少一分批判，多一分理解；同样，胸襟宽广、心怀悲悯的话，便不会拘泥于善恶，以及善人、恶人之说。我们纵不指望超越善恶，却必须打破善恶的二元论，与对善恶的执念。

2013年8月14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