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甘肃定西市岷县、漳县交界处发生6.6级地震，遇难者近百人。要照以往，微博早已呼天抢地，哀思如潮，不论其哀思发自肺腑，抑或只是一种对灾难的消费；现在我刷新首页，连一根祈福的蜡烛都无处发见，此刻距离地震爆发，不足两天。

我们过于冷血么，不，而是因为，我们的热血终归有限，无法顾及所有的灾难；吾国的灾难过于密集，我们已经无暇愤怒与悲伤。

这场天灾，恰恰夹在了两起人祸之间：7月20日傍晚，山东菏泽人冀中星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引爆自制爆炸装置，导致本人受伤；7月23日上午，广西东兴，一名姓何的男子手持50公分的砍柴刀，闯入东兴市人口计生局办公大楼，当场砍死2人，砍伤4人。

这两起人祸之惨烈，象征意义之浓重，让人们几乎忽略了定西地震。

冀中星与何某，并无多少可比性，倘在他们中间，加入一个陈水总，三点便成一线。这三人，都备受社会欺凌与损害（伤害他们的分别是司法、户籍、社保与计生），不甘忍受，起身反抗（报复）。事发后，所激起的剧烈争议，引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反抗的方式与限度。

当不义写进了法律，反抗就成为了义务。今日中国，反抗强权与恶政，早已不是问题，当是所有公民的共识——那些劝人顺服、忍耐强权的阔人，与那些形如高墙的强权者，从来与公民无关。问题在于，如何反抗，反抗的界限在哪里，反抗到了哪一步，才能兼顾个体的权益与社会的大义。

最理想的反抗方式，自然是依法维权。然而这里有两大阻碍，第一，法为恶法，公民绕树千匝，无枝可栖；第二，虽是良法，奈何权力者并不遵守，有法而不可依，比无法可依还要恶劣呢。这两种情形，布满了我们生存的土地，冀中星、陈水总、何某，都是这块病态的土壤所孕育的果实。

要言之，依法维权，能否通往正义，有时，也许大多时候，都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运气问题，老天眷顾你，让你遭遇良法，遭遇奉公守法的权力者，正义才能翩然降落在你的掌心。

一旦无法可依，公民只能退而求其次，进行法律之外的反抗，如上访、诉诸舆论、私力救济等。可以“暴力”、“合作”为关键词，重新归类，分成非暴力合作（上访）、非暴力不合作、暴力不合作。

我们一度将“非暴力不合作”当作宝贝，奉为福音，以为这是历史转型的灵丹妙药，却忽略了它成长与成功的历史语境。不难想见，假如甘地遇到的不是讲究规则与脸面的英国殖民者，而是希特勒或斯大林，结果会如何；假如曼德拉被囚禁的地方，不是罗本岛，而是古拉格或夹边沟，哪怕是马三家，结果会如何？

我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忠实拥趸，却不得不承认，今日中国，所谓非暴力，渐渐沦为了鸵鸟的羽毛。

暴力是“公民不服从”的最后选项。他们使用暴力，不是应该如此，而是不得不如此。假如他们的诉求得到了圆满的答复，陈水总们还会去公交车纵火么，何某们还会血溅计生局么？这道理，谁都懂，可惜绝境之中，实无道理容身之地。所以说，对于陈水总们而言，问题当从反抗的方式转化为反抗的界限：私力救济，暴力反抗，方向在哪里，限度在哪里。

窃以为，无论怎样反抗、报复，都该坚持一个尺度：冤有头，债有主，不可伤害无辜。是否殃及无辜，是判定反抗者义与不义最重要的标尺。

由此来论断那三人：冀中星在公共场所制造爆炸，却属自杀，并不想伤人，引爆之前，他高声呼喊，驱散人群，最终，除了他自己，并无他人伤亡，这是否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有争议，从结果上讲，他守住了反抗的界限，他的行为，虽不值得鼓励，却更能激起公众的同情；陈水总与何某的反抗显然越界了，他们的遭遇值得同情，他们的行为却必须接受谴责和批判，有人竟视他们为英雄、侠客，这不啻颠倒了黑白，他们所伤害的人，不乏无辜的生命，譬如被誉为英雄的何某，砍伤的四人里面，便有一名与计生局无关、恰在这栋楼里上班的律师，甚至他所伤亡的那五名计生局工作人员，全部该当一死么，非常可能，他们既是作恶者，亦是受害者。

这正构成了反抗者的困境。他们反抗的制度与机构，被视为恶贯满盈，罄竹难书，由此论证了暴力反抗的正当性，然而，这些反抗者，并不能僭越神与法律，来判定谁有罪，谁该死，谁无辜，他们反抗不义，却不代表他们就是正义，正如他们反抗恶，却不代表他们就是善。说到底，个体并不足以担当正义的审判；被他们伤害的对象，作为制度的殉葬品，为制度之恶买单，本身未必穷凶极恶，千刀万剐，这些生命的逝去，同样值得哀悼。

反抗之外，更该反思，是谁制造了陈水总与何某，以及那些伤亡者？倘不追本溯源，东兴市计生局的血案，恐怕只是省略号的一个点；倘不变革制度，那么你不是何某，便是他刀下的计生局工作人员，每个人都岌岌可危，都将沦为受害者。

2013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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