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前些天为《东方早报》所撰社论，见报有删改。此系原稿。】

拿什么保护你，被性侵的儿童？

对孩子而言，这是一个黑色的五月。5月8日，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6名女生开房；5月15日，安徽潜山，小学校长在12年里先后性侵9名女童；5月18日，安徽舒城，男教师猥亵7岁女生；5月20日，山东青岛，幼儿园保安猥亵儿童；5月21日，河南桐柏，54岁教师猥亵女生；5月21日，湖南嘉禾，小学教师猥亵多名女生；5月22日，广东雷州，小学校长性侵2名女生；5月27日，广东深圳，教师猥亵4名学生……

不必说细节，单是这些枯燥的数据，足以令我们触目惊心，悲愤欲绝。而且，这些浮出水面的丑闻，绝非全部，水面之下，还有多少被漠视、被压迫的受害者，还有多少被保护、被纵容的施害者？

5月17日，新华网专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新闻处处长荣明达。他说，全球范围内大概有20-25%的孩子会受到性侵害，一些国家甚至高达35%。依此，你可以估算，这8起性侵案之外的中国，还隐藏了几多罪恶。

连续案发，公众怒不可遏。有人呼吁教育部长出来道歉，有人建议对性侵者进行化学阉割，有人到小学门口举牌抗议，牌上写道：“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响应者众，其语虽反讽，实则忧愤，每一个汉字都是对性侵者及其背后的畸形社会的无情鞭笞。

拿什么保护你，被性侵的儿童？儿童节将至，这个问题愈发迫在眉睫。如果我们提供不了答案，那么如何能肯定，明天是儿童节，而非儿童劫，是儿童的假日，而非末日？

说起答案，无非老调重弹——重弹次数越多，越见其无力：一是法律，二是教育。

几乎每个人都会说，保护儿童，当从立法做起。这方面的立法，确有缺口与争议。譬如近年来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简直比死刑存废之争还要热闹。不过老实讲，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之间的界限难以轻易抹灭，倘将前者强行纳入后者，一来有违法理，二来，有些人主张废除嫖宿幼女罪，最响亮的理由即其量刑偏轻（5到15年），起不了惩戒与威慑之用，然而强奸罪的起点刑更低，仅3年——据2010年10月1日起试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奸淫幼女一人次，量刑起点为3到5年的幅度之内。如此，即便废除了嫖宿幼女罪，对相应犯罪的惩罚力度，极有可能不是加重，而是减轻。这让满腔热忱的呼喊者们情何以堪？

由此可知，我们的立法，未必那么不堪。当前最急迫的问题，不在立法，而在执法：执法不严、执法不公……以万宁的性侵案为例，案发后，当地警方刑拘两名犯罪嫌疑人，不是以其涉嫌强奸罪，而是涉嫌猥亵儿童罪，对罪名的选择，备受争议，警方因此背负了不公的骂名（后来，警方主动将所涉嫌的罪名改为强奸罪，移送检方审查起诉）。再如，受害学生家长原本委托了7位外地律师，如今全部解除委托，理由是“承受不了压力”，这其中的勾当，不言自明。如果说性侵案是丑闻，那么其执法过程，何尝不是丑闻呢？

质言之，对儿童的法律保护，不仅在于完善立法，更在于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窃以为后者才是当务之急。进一步讲，纵使立法完美无缺，执法却依然如故，未来不过是对现实的复刻，而不会有所进步。

法律之外，再说教育。据报道，这些性侵案中，不乏学生长期被性侵、教师长年作案的恶性情节。为什么受害者不曾呼救、举报呢，是不敢，还是不知；为什么恶行迟迟不得曝光？这些问题都指向我们的现行教育。

万宁的丑闻爆出后，宁波一位小学语文教师认为“这是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好时机”，可惜她的实践，一堂前无范例的“性教育课”，引来了家长的批评，斥之为“下流”——此即问题所在，对中小学生的性教育，最大的阻力，恰恰来自成年人。一些学生遭到教师的猥亵与性侵害，选择沉默而非告诉父母，未必是孩子的无知，家长难道不该反思么？

所以说，接踵而至的性侵案，迫使我们直视教育的误区：不仅针对学生，更针对家长。中国的性教育，不是从学生开始，而是从家长的心理开始。颇有一些家长，不论对于性，还是对于孩子，都亟需调整陈旧的心理。

对学生的性教育，应及早展开，使他们懂得并敢于保护自己的身体，如那位小学老师，一边给4岁的女儿洗澡，一边教育她，不能随便暴露身体给男人看，结果，爸爸不小心推门进来，这个正在洗澡的小姑娘立即学以致用，高叫：“老男人，快出去！”

用教育健全孩子的心智，用法律捍卫孩子的身体，这两者必须齐备，否则我们的孩子，只可能继续生活在魔手与惶恐之下。

2013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