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内，人情之外

66封钱锺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杨绛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钱瑗书信，如此重磅的拍卖，本身就是新闻，何况还引来了期颐之年的杨绛先生的严正抗议。此事令举国瞩目，正在想见之中。

1980年代，钱锺书一家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的李国强鸿雁往来，其中不乏对历史和学者的评判；并赠其手稿，“只是留作纪念”。如今拿出拍卖，难怪杨绛反感，发表公开信质问：“……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这等事，换做一般作家、学者，想来大多都不能接受，更别提一贯爱护羽毛、珍惜声名的钱锺书夫妇。

然而，人情归人情，法律归法律。杨绛在公开信中高呼“法治不是口号”，她的主张如“维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一基本人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等，会受法律支持吗？

首先，杨绛弄错了。争议的主体虽是书信，却无关通信权，而关乎其一家三口的著作权、隐私权、名誉权等。

其次，要分清书信的物权、著作权与隐私权之归属。你写信给我，著作权归你；信到我手，物权归我，所以李国强享有这些书信的物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殆无疑义，展览也好，拍卖也罢，都是他的合法权利。只是他行使处分权，不能越界，不能伤害写信人的著作权（这三人当中，钱锺书、钱瑗已经去世，不过其著作权仍在50年的保护期内，当由杨绛继承），以及写信人与信中涉及的第三方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基于此，杨绛可以保护隐私权等为由，要求终止拍卖，反过来讲，只要拍卖方能做到保护写信人一方的隐私权等，那便可继续拍卖。故此，争议出现了和解的可能，即如游云庭律师所建议的那样，在信件内容不予公开的条件之下进行拍卖，这样便顾全了双方的权利和令名。

坊间对于此事的评论，偏向杨绛一方，甚至以其“年逾百岁”作为声援的理由，不免有些以人情压迫法理之嫌。其实细究起来，在法律之内，人情之外，还是有一块宽阔的地带，供正义缓冲，权利两全。明乎此，我们就不会匆忙唱高调、下结论。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李国强将钱锺书一家写给他的书信、赠与他的手稿，在杨绛尚且在世之日，便拿去拍卖，虽符合法理，却不近情理。也许他有难言的苦衷，然而被杨绛及媒体追问，却将责任推诿到朋友身上，称“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则令人不敢恭维。钱锺书阅尽千帆，老于世故，与这等人为友（全家与其通信近百封并赠予手稿，交情自然非同一般），九泉之下，只能慨叹遇人不淑。

2013年5月27日

供《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