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聂海芬说起：螺丝钉的罪与罚

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份名单：公安局三人，聂海芬、金浩东、吴伟；检察院二人，赵琳洁、徐萍；法院四人，冯菁、汪鑫奎、沈军、王松波。这九位公职人员，都参与了张高平、张辉叔侄冤案的生产。

遗憾的是，这一名单的发布者，不是正调查此案的浙江省政法委，而是《东方早报》。媒体抢占了官家的本分，不免授人以柄：这是“舆论审判”么，媒体越位了么？

更遗憾的是，这份名单显然不够完整，记者根据的只是关于此案的公开资料，那些未公开的资料，那些“看不见的手”，将牵涉多少人呢，譬如陷害张氏叔侄的“狱侦耳目”袁连芳，背后是哪些执法人员在发纵指示？

且说事由。5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57306万元。尽管张高平说，他不会去杭州拿这笔钱，不过从程序上讲，他接受也好，向最高法申诉也罢，这起举国瞩目的冤案之平反，已经接近尾声。

接近尾声，并不等于画上了句号。法律程序终结，舆论与民意依旧汹涌澎湃。因为纠错之外，还有追责。进一步讲，倘不严格追责，焉能从根子上纠错呢。追责事宜，据浙江省政法部门的口径，其实早已展开。针对此案，3月底，浙江省公安厅宣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4月初，浙江省政法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然而迄今为止，谁是责任人，未见明示，公众所期待的公开道歉、依法惩处等，更是遥遥无期。就此而言，正义不仅迟到，而且残缺不堪，像一件旧而破的袈裟。

就连最早被指认的打造冤案的黑手“女神探”聂海芬，如今依然逍遥。据《东方早报》（2013年5月23日）报道，“在杭州公安系统，不少人对聂海芬持同情和肯定态度。有人提到，她现在的职务还是大队长，依然在一线工作。”同时，张高平的辩护律师阮方民称，聂海芬只是案件的指导者，并没有参加一线的审问，“在错案责任人体系中，仅把目光聚焦在聂海芬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错位”（《法制日报》2013年5月22日）。由此内外两种说辞，可知聂海芬之处境之佳，以及追责之难。

公安机关保护聂海芬，不难理解。阮律师这么说，我则有些纳闷。冤案未被纠出之前，聂海芬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今集万千炮火于一身，有什么好奇怪，如范冰冰所云，我能经得起多少诋毁，就能担得起多少赞美，反之亦然。而且，纵然这里有错位，那么请问，谁造成了这一错位，是媒体、公众，还是政法部门？假如官方早早将“参加一线的审问”的责任人公布出来，我们还会穷追猛打聂海芬一人么？换言之，聂海芬沦为落水狗，人人喊打，不该怪围剿她的公众，而应向体制讨说法。

聂海芬的悲剧在于，她一直生存于这个体制的特殊荫蔽之下，她的违法作为一直受体制默许、纵容，可是有一天，当体制不愿（或者不能）为她的恶行背书——譬如迟迟不予公布制造张氏叔侄冤案的责任人名单来为她分谤——她的罪责必将被放大，本属体制的罪孽，都由她一身承担。

制度与个体的关系，在此出现了严重的断裂。我们常见一种思维，认为个体只是依附于制度机器的螺丝钉，其行为，往往身不由己，故而其罪责，都可以推到制度头上。然而责任的推卸是一回事，制度是否愿意承担，则是另一回事。当个体沦为不由自主的螺丝钉，便随时可能被出卖、牺牲。质言之，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个体与制度的关系，在此制度之下，作为螺丝钉，你享受几分特权，必将承担几十分伤害。

从表面上看，体制在保护聂海芬，如至今仍未将她撤职、法办。但是，反过来讲，聂海芬正是这个病态的体制所开出的恶之花，她能有今天，与其说体制在培养她，不如说在毒害她。也许她会继续享受特权，却永远不会摆脱骂名，来自民间的千夫所指、人尽可夫的骂名，即出自体制的变相恩赐。

聂海芬是悲剧的制造者，其自身何尝不是悲剧呢。她用一己之身，隔断了体制与民间。她纵能逃开法律的审判，却难以逃开舆论与民意的审判。说到舆论审判，就此案而言，我不认为当归罪于媒体，而是官方的拖沓与偏袒，刺激了媒体的剧烈反弹。要阻止媒体越位，官方必须尽早践诺：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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