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怒与敢言

表哥承包的桃园，正值盛产期，忽被征用。桃树等花木的补偿尚未谈出一丝眉目，急不可待的镇政府便要强行平地。表哥跑来找我，酒过三巡，说想去杀人。我劝他稍安勿躁，晚上遂将此事发上微博，激起了一些波澜。第二天，听说砍桃树的人原已束装待发，临时接到通知，任务中止。随后镇政府给表哥电话，请他过去协商。一场极有可能诉诸暴力的冲突，所幸回归了理性的轨道。

事后表哥总结，像他这样的不公遭遇，断然不止一例，像他这样的无权农民，往往“敢怒不敢言”——这是他的原话，绝非我杜撰。我听闻此言，不禁对他刮目：这个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年农民，竟能一语中的，道出了农民群体，甚至是所有民众的生存困境。

关于怒与言，我们可将前者视作行动的表达，将后者视作观念的表达。最不坏的政府，其使命正在于保障公民的这两种表达权，哪怕公民之言，每一句都在批判政府，哪怕公民之怒，有可能冲垮政府的门槛；最坏的政府，之所以“最坏”，正在于剥削了公民的这两种表达权，垄断于官家的私囊。

对民众而言，最好的状况，自然是敢怒且敢言；最坏的状况，自然是怒和言的权利都被搜刮殆尽。这中间，还有两个选项，距离我们更切近：你是愿意生活在一个敢怒不敢言的时代呢，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敢言不敢怒的时代？一位作家说，知识分子会选择后一时代，农民起义会选择前一时代。

农民一贯敢怒吗？未必如此。表哥认为他身边的农民敢怒，自有他对怒的判定。譬如把他逼急了，便去杀人，这大抵便是匹夫之怒，伏尸二人，血溅五步。再如一些农民，遭遇强权欺凌，不再如桌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敢于进行力所能及的反抗，从拳头到菜刀，从煤气桶到燃烧瓶，最悲惨的武器，则是他们的肉身。只是这样的“怒”，成本何其之高，代价何其之大。

所以说，关于敢怒，因判定的标尺不同，结果不免迥异。有人认为农民敢怒，有人却反驳，敢怒的农民毕竟少数，有时寥若晨星。有人认为整个中国都在怒火中烧、怒发冲冠，有人却反驳，这样的愤怒仅仅停滞于言辞与情绪，而未上升到行动，只盘旋于微博的虚空，甚至不能进入菜市场；纵有怒汉拔刀而起，对象却错了，那一抹寒彻的刀光，本应挥向强权者，却落到了无辜的民众（甚至是天真的孩子）头上，这样的“敢怒”，与令民众愤怒的原因一样，其实都是病毒。

再说“敢言”。在这一点上，世人容易达成共识。因为无论农民，还是工人，乃至这个社会的所有弱势群体，几乎都处于“不敢言”的状态，严格来讲，倒也未必是不敢言，更多是由于不能言：言者最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能力。

你也许会暗笑：言论需要什么能力呢，只要不是傻瓜，不是哑巴，谁人不能发言？我说的能力，自然不是指简单的说话，而是你的言论与你预期的效应之间的那种关系。被镇政府的强权压迫的表哥，站在自家桃园，或者走上马路，呼喊两声，一抒胸中的闷气，当是轻而易举，然而这绝非他所谓的敢言。他希望他的呼声，可以进入市长或舆论的耳朵，并有所反馈，以制止强梁者的违法行为，也许这才是他心中“言”的要义。只是这么一来，“敢言”一词已经无法容纳他的念想，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能言”。

一言以蔽之，对农民等无权者来说，“敢言”与否，不是问题，“能言”与否，才是紧迫的症结。单说农民，其集体失语之痛，也许仅次于失地——这二者密不可分。回顾这些年，甚至百年以来，有史以来，与农村有关的议题，掌握话语权的到底是哪些人？譬如在新农村建设轰轰烈烈之际，“我们听到的主张和建议几乎都来自于两个群体，首先是官员，从高官到村官；其次是专家，从著名学者到普通研究人员”，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声音何在？

有人说，不是有代表制么，农民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为他们代言，然而，如你所见，农民代表，大多不再是农民，更不会为农民的利益与诉求代言。有人说，不是有微博么，号称自媒体，人人一个麦克风，说到这里我哭笑不得，微博不过是现实的投影，现实怎样，微博大抵怎样，现实当中，农民集体失语，微博之上，农民何尝享有话语权，那些坐拥千百万粉丝的大佬，哪一个是农民，哪一个愿为农民代言？就连草根出身的微博达人，遇到农民求助，有几人会慷慨转发？

表哥说，若不是妹夫你帮忙呼吁，不要说桃园还在不在，我自己现在哪里，都不知道。他的神情，有些欣慰，有些落寞。我听后却无比哀伤。农民何止是不敢言，当他们窥见了敢怒的冷酷结局，恐怕只能长叹一声，将怒火埋入日渐荒芜的土地。

2013年5月2日

供《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