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的底线

共识可能是为了迎合对任何事都没有具体看法的人。

——撒切尔夫人

如今人人爱讲“底线”，从肉食者到素食者，从专家学者到引车卖浆者流。这是值得乐观的信号呢，还是这个正在急剧转型的社会已经丧失了底线的反证？且不忙作答，单说学者当中，秦晖先生大概是最早谈底线的人之一。早在1990年代，吾国思想界诸侯割据，烽火四起，他便开始讲“共同底线”。前不久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即《共同的底线》，此书编定于2002年，尘封十年，犹不过时，可见秦晖思想的穿透力，反过来看，可见这十年的中国，进化何其缓慢。由于都是旧文，我大多读过，所以相比此书，我更关注2013年3月9日在人大举行的那一场出版座谈会。坐中多是豪英，钱理群等人的发言尤为精彩。对我而言，最具启发性的当是梁治平先生的一个观点：底线是共识的基础。

梁先生问：到底讲底线好，还是讲共识好？他比较倾向于讲共识，“从最基本的共识讲起”。这“最基本的共识”，按我的理解，还是底线。因此，我的观点，与梁先生貌似相悖，实则呼应：欲求共识，先讲底线。

“共识”同样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词语。然而讲共识之前，我们往往忘记问一句：谁的共识？譬如反腐败，我们都以为该是全体国人的共识，可是一些阔人却主张，中国应允许“适度腐败”，因为腐败无法根治，关键要将其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分裂就此出现了：一面是民众对腐败的“零容忍”，一面却要求民众接受一定程度的腐败。这么一来，所谓的共识只能破产。所以你要讲共识，必须弄清楚，和谁讲共识。对于适度腐败论的主张者，你怎么讲共识呢，只能先讲底线：反腐败，对腐败的“零容忍”，就是底线。同意这一点，我们再讲共识；若不同意，何必浪费口舌。

再以法律人为例。4月3日，王全璋律师在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开庭，因“涉嫌扰乱法庭秩序”，被处司法拘留十天。此事激起的舆论和法律效应之剧烈，也许远远超出了颟顸的靖江法院的想象。他们在4月4日凌晨拘留了王全璋，迫于压力，两天后，即4月6日凌晨，提前解除了对王全璋的司法拘留决定。这一捉一放，都发生在夜半，意味实在深长。

事发后，律师界同仇敌忾，火力全开；法官与检察官们，对靖江法院的做法有所批评，对律师的行为却也不无微词。这后一点，自然迎来了更激烈的反弹。我曾经批判法官与律师互为假想敌的怪诞世相，如今，他们在网络世界，已经短兵相接，势不两全。我素来尊敬的一位法官朋友，有感于这残酷一幕，竟慨叹法官的职业之卑微，既无中国官员的权力，亦无美国法官的权威，“其实就是公务员，拿份工资，养家糊口罢了”；甚至大放悲声，怀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见到法治。对此，我回应道：

不以大义责人，同样，不因逃避大义而丧失底线。当年年轻的汉德冲霍姆斯大法官远去的背影喊道：“法官大人，请施行正义。”霍姆斯转身回答：“那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适用法律裁决案件。”——后者所言，便是法官的底线。能做到这一点，不论有生之年能否看见法治的荣光，至少不负所学、理想和命运。

说到法律人，容我说远一点。近年来，有两个关于法律人的概念，一直面临滥用之虞，一是“法律人共同体”，一是“法律人治国”。强世功先生曾做《法律共同体宣言》，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曾令在法学院读书的我无比动容。如其所述，这一共同体，应该是“知识、信念和意义的的想象共同体”，而非身份的共同体。不是说，你学过法律，或从事法律职业，便隶属法律人共同体，这里有一道严峻的门槛：你必须信仰法治。同理，现在流行讲“法律人治国”，有人一见执政者出身法律专业，便情不自禁高呼法治的春天即将到来。事实上，这一概念的关隘，不在治国者学什么，而在其信什么，依什么来治国。倘不依法治国，法律人与流氓有什么差异呢，君不见，有些法律人秉政之后，对法律的糟践远甚于流氓。

说到底，还是底线问题。“法律人共同体”也好，“法律人治国”也罢，首先得明了，什么是法律人，作为法律人的底线是什么，确定了底线，再讲共识，夯实了地基，再来建构“法官掌握方向盘，检察官不断加油，律师踩住刹车，法学家指挥方向”的法律共同体。这一底线，在我看来十分简单，即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律师不能因为法官违法在先，随之不讲法律；法官不能因为律师借用了法律之外的武器，便在庭上讲起政治课，踢进越位球。质言之，身为法律人，你不必在意他者对法律的态度，而应该扪心自问：我是否在恪守法律，我为法治付出了什么。

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之争，日渐峻急。其化解之道，不在共识的重建，而在底线的守护；或者说，欲求共识，先讲底线。假如法律人都能坚守底线，假如每一个公民都能信仰法律，那么这场纷争，何须化解呢，它已经驶入了良性的轨道。

强世功号召：“所有的法律人（lawyers），团结起来！”我极愿响应，无奈力不从心，喊出的口号却是：所有的法律人，做好你自己！

2013年4月9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