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黄洋，必须先说朱令。

稍有阅历的人，应该都听过朱令这个名字。近二十年前，正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的这位花季少女，被测出严重铊中毒，后经诊治，毒素排除，残忍的后遗症却伴其终生。把中毒前后朱令的照片放在一起，你简直无法相信，这是同一个人。中毒前的她，风华正茂，聪慧可人，中毒后的她——抱歉，我实在不忍用文字来描述。

更深重的悲剧在于，投毒的凶手，至今未被绳之以法。风行一时的说法，将朱令的室友孙维，指为犯罪嫌疑人，称其因嫉妒朱令的才华而投毒。然而未经法律判定，此案只能是疑案，甚至被列入当代中国四大疑案。一方面，我们赞同司法权的审慎，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抓一个，这是法治国家必须坚守的准则；另一方面，正义不得伸张，邪恶愈加横行；沉冤不得昭雪，罪孽愈加猖獗。我们都暗暗祈祷，朱令之后，再无朱令，但是，伤害朱令的恶徒不被严惩，下一个朱令随时都可能出现。

朱令之后是黄洋。这两出悲剧，何其相近，虽时隔二十年之长，给我们的感觉，却仿佛发生在一夕之间。

与朱令一样，黄洋是名校的学子（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投毒者疑为其室友，同窗之谊，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投毒的原由，传言是妒忌黄洋直升博士生（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方明对媒体表示这并非事实）。比朱令更悲惨的是，经抢救无效，黄洋于4月16日下午去世——话说回来，到底谁更悲惨呢，朱令中毒之后，智力、视觉、肌体、语言功能等严重退化，生活根本无法自理，简直生不如死——再次请求原谅，我使用这样冷酷的表达。

正如朱令的才华与性情，黄洋的品行，在其身后，极受称道。他出身草根，为人慷慨，奋发上进，品学兼优。据其朋友介绍，黄洋几乎从不说别人坏话，难以想象他会与人结怨。有感于“医院是最能体现faith、love、hope的地方”，黄洋说，“I have a dream：让医院回归成治病救人给患者以温暖的天堂，让医生回归成最接近上帝的白衣天使”。

现实不是童话，dream如琉璃易碎。28岁的黄洋，以及当年仅21岁的朱令，在最美好的华年，迎来了命运的冰点，对此，难道只能感叹天妒英才与红颜？

室友毒杀黄洋，作案动机依然扑朔迷离。不管是嫉妒，还是仇怨，抑或其他原由，我们都不得不正视一个严肃的问题：投毒者受过高等教育，为什么其心思仍这般阴狠刻毒，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消解人心的荼毒，不能限制人性的幽暗，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出在教育呢，还是人心如铁石，冥顽不化？

人心险于山川，古往今来，我们早已领教。哪怕圣人与英雄，其心亦有不仁之时。教育的目的，即在于使人心向善。然而善与恶，分界何其模糊，距离不过一念，再完美的教育，都不能确保人心的温度，永远在善念之上。何况人心只可规约，不可改造。

这不是主张，教育对人心的无用。我只是担心，我们的教育，从以前的“斗私”，竭力祛除人性的自私等弱点，结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心貌似无私，实则无情；到如今对人心和人性的回避：理工教育，漠视人文；人文教育，政治挂帅，还是不讲人文。这前后两种教育，只可能加剧人心的荼毒，放大人性的幽暗。

你可以说朱令与黄洋的悲剧，出于偶然，像投毒者这样的恶棍，寥若晨星，撞上了，你只好认命。但是，谁天生就是恶棍呢，谁会把铊和N-二甲基亚硝胺时刻揣在口袋和心中？尽管我们不再指望教育来杀毒，至少，它不能滋长毒素。

事态未明，我们不宜论断，教育与人心，孰是孰非，何者的罪责更大。不过可以断言的是，在黄洋中毒的那一霎，我们的教育与人心，一同中毒了。

愿黄洋安息，愿他的善良护佑他的灵魂，远离幽暗而永驻光明。

2013年4月16日

供《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