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感与正义

在汉语患上了败血症的年头，许多词语都面目全非，难辨褒贬。前天一人对我说：“你好有正义感！”老实说，我真不知他是夸我还是损我。想起读书那些年，正义感绝对是一枚奋发向上的鲜艳标签，贴在脸上，能焕出三尺红光呢。右派出身的语文教师侯老夫子常常劝勉我们：“你们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什么是正义感？”对于这些堂皇的概念，我们的求知欲激烈而脆弱。“正义感……”夫子沉吟道，“就是对正义的向往，对邪恶的反抗。”我们似乎懂了，于是挺直腰身，绷紧青黄不接的脸庞，时刻准备向邪恶的风车开战。

现在你问我，什么是正义感，就像你问我，什么是正义，我还是说不上所以然。最后一次聆听侯夫子的教诲，大概在十五年前。这些年来，我偶尔会在午夜梦回他的课堂，听说他疏狂不羁的诗酒生涯愈发潦倒了。这些年来，我曾以为认得了正义并努力求索，走近以后才发现那不过是邪恶的变种，浓妆艳抹之下隐藏了专制的骷髅，正义在我眼中，越来越飘渺，终成幻象。这些年来，我见惯了正义感的张扬与喷薄，可惜弹指之间便化作斑斓的泡沫，那些自视为正义一方，甚至以正义化身自诩的批判者，抡起道德棒子，最终却砸伤了自己的脚后跟。

基于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吊诡的时代景象：正义的稀缺与正义感的泛滥。

有人会问：既然正义感如此汹涌，为什么依然难以达成正义呢？

需要声明，尽管正义感一说渐有贬义的趋向，我仍视之为一个褒义词。一般而言，一个人富有正义感，总好过缺乏正义感；一个社会，富有正义感的人多一些，总好过少一些。只是，有了正义感，未必会有正义，由此形成了我们亟需破解的难题：从正义感到正义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正义感如何通往正义？

且说正义感的泛滥。这得归结于今日中国所特有的正义感的表达方式：愤怒。我读中国史，未尝见哪个时代，比今朝的人更容易愤怒，仿佛世人都是生活在炎炎火中，稍有摩擦，便跳将起来，攘臂而起，戟指怒骂。

骂什么最能表现正义感呢？制度、政府、贪官、奸商，首当其冲；威权、腐败、暴戾、冷漠，皆属其列。江湖传言，微博营销术之一，即骂政府，当然，须骂出分寸，不能过激，否则，非但不能博得声名，反而惹祸上身。王恭嘲讽魏晋时期的名士：“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今人仿其语气嘲讽公知：“公知不必须才学，但使常得无事，上微博，痛骂政府，便可称公知。”如是可见骂政府的流行及公众对此的预期之烈，竟可以作为卖点。

我素来不惮批判政府，甚至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坚持对公权力的批判，永远做一个人的反对党。然而，我所纳闷的是，批判政府，一定能与正义感画等号吗？为了表达一丝虚幻的正义感，一定要为批判而批判吗？拿前不久的长春盗车杀婴案来说，其罪孽，分明是凶徒人格的残缺与人性的极恶，却有人不由分说，上来便归罪于制度，历数制度性杀婴的累累恶行。此案与制度何干？在我看来，制度之恶所应承担的罪责，远远小于个体之恶。只是，对批判者而言，剑指制度，大抵最能节省脑力，最能点燃众怒，最能激起共鸣，最能体现正义——大抵如此！

若如刘瑜所云，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那么，正义感可谓启动正义系统的快捷键。我们的易怒，原因也许正在于此。不过，愤怒与正义的关系，并非那么直截了当，愤怒未必能生出正义感，正义感未必能通往正义。你在北京肯德基店的愤怒，与四川农村所稀缺的正义，其间何止千里之遥，岂是一个快捷键所能化约呢。

易怒导致正义感的廉价，却可能使正义越来越昂贵。

假如让我选择，一个易怒的年代，与一个被强权压抑而不敢愤怒的年代，该选哪一个？最好两个都不选。可怜我们生活在了这个火药桶般的世道，愤怒与相应的怨恨，已经深入骨髓，融入人性，化入存在感的根基。这是我们无以逃避的悲剧。如此，我们更需要善待正义感，善待那一腔热血，若它不能流向正义，其下场，则如鸡血，就像正义感，则如过量的春药。

供《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