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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敏感者》，王人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我与王人博先生结缘，不是源自他的书，而是源自他的课。2002年春天，他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西方人权史》，听者如云，屡易场地，最后动用了学校最大的教室，晚上的课程，中午便得去占座，否则只能坐在后排，或者苦站两小时。这门课的内容，如今大抵忘却了，只记得先生的授讲，并非以人权为主题，而侧重于自由主义与宪政思想的普及。有时一堂课，竟不讲学术，反倒纵谈时事，横议江湖，说到愤激之处，头颅一昂，迸出一句“他妈的”。这无论在何时何地的课堂，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然而王人博之为王人博，恰恰在于他异于流俗：万马齐喑的年代，他敢于发出不合时宜的“恶声”；待到万马奔腾，口号喧天，他却退回清寂的边缘，冷眼红尘，傲视天下，偶尔枭鸣一声，依旧不合时宜。

课后，我便找他的书来读，这一读就是十年，翻检书架，迄今共得八本之多——有人读到这里，也许会暗笑：一个学者，治学三十载，才写了八本书，怎么算多？这一问，适用于大多法学家，却不适用于王人博。他的写作风格全然迥异于授课。其开讲，激情飞扬，举重若轻，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其下笔，一如其思想，审慎而简约，不蔓不枝，质朴无华。他原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落笔之际却朴拙而压抑，哪怕写他最亲近的祖母，写梦靥一般纠缠他的乡愁，笔墨平淡至极，如晚秋风中的炊烟。这样的写作方式，与对写作的敬畏甚至恐惧（如他所言“书写会温暖手心，也会伤生”），焉能多产？

这八本书中，六本系学术著作。其中《法治论》、《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等皆名动一时，我倒更偏爱他与门下弟子合著的《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在我看来，此书呈现了王人博对中国宪政理论建构的最大贡献：以宪政主义为基点，结合考据学的方法与思想史的视野，清理并重审“宪法”“民主”“民权”“议院”等宪政术语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传播与流变。这些概念，从舶来中土或重生于中土，到挂在今人唇边，其间曲折展开，正构成了中国宪政史的真切镜像。质言之，这种研究，实在是笨功夫，好谈宏大理论的学者一般不愿为，抑或不能为，由此决定了王人博的宪政著作，不大可能成为中国宪政学界的主流；他的声名，只能局限于专业，而不及蔡定剑、张千帆等响彻中国。

相比同侪的“有所为”，王人博偏于“有所不为”。除了质直浑厚的学术功底，依他的见识与文笔，以及对时势的敏感把握，若走公共知识分子路线，简直如臂使指，探囊取物。谓予不信，这本《孤独的敏感者》便是最有力的证据。

此书谈绘画，谈音乐，谈电影，谈摄影，谈鲁迅，谈庄子，谈手艺，谈乡愁，却极少谈及他的本行：法律与宪政。整本书只有两篇写宪政，一是千字短章，一是以媒体的访谈稿代跋。若不加介绍，有些读者也许不会相信作者是一位法学教授、宪政学者。

书名《孤独的敏感者》，来自对朝戈油画《敏感者》的观感。作者看画，犹如庄生梦蝴蝶，画里画外，是耶非耶，敏感者与作者合为一体。“《敏感者》传达出了画家渴望对外在世界‘参与’的热情，但真的要面对这世界时，他又是那样的生拙和乏力。所以，他走回了他的内心世界。‘内省’不是与外部隔绝，而是认知的改变：由外在的打量、触摸、嗅探改为心灵的咀嚼。”——这段话可视为这本书的精神纲领。此书虽写外物，却是一本内省之书。一个热爱鲁迅、庄子的人，内心远远重于外界。

对内，作者以“敏感者”自况：“他们欢迎现代的理性与文明，却又遭受着人的善性丧失、伦德沉陷的痛苦”，“他们试图放弃对自己外在境遇的思考，把心灵投放到梦幻与虚无，却又舍不得这诱人的红尘；他们既是这世界的支持者，又是这精神世界的无援者”。对外，作者则以“闲逛者”（或者说漫游者、游荡者）自况，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内心尊贵者保持尊贵的一种仪式”。闲逛者与黑夜、孤独为邻，疏离于专业、规则、现实与破碎的世界，试图追逐“观察者的警觉”。“闲逛者不提供娱乐，也不提供教诲，更不想用自我的剖白来换取冰冷的金钱。他呈现的只是漫游的快乐和收藏的热情。”

敏感者与闲逛者这一体两面，可归结于作者的立身之道，第一是独立；第二是乐趣，借用书中的说法，就是“好玩”，竹内好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此言同样适用于王人博。在这本书里，他观影赏乐，谈艺喝酒，说梦话旧，一个法学家的人间情怀跃然纸上——他的学问何尝不是人间烟火呢，他把宪政炼成了“文化的乡愁”。

再说独立，这是王人博立身和治学的根本。他孤标傲世，不热衷，不盲从，不左不右，不属任何派系，甚至极其厌恶在中国政法学界风起云涌的派系之争。他逛书店，看到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而未购，“观点对错我不在乎，但我反感那种自以为是的嚣张，这‘派’那‘派’的派头让人不悦”。

不愿从属于任一政治思潮与派系，只是外在的独立；对自己的专业，自己所伫立的位置，自己所惯用的话语，不断审查与追索，拷问与质疑，以决绝的内省，促成了内在的独立。精通宪政的王人博，从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正义化身。他自称“到宪政的路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去宪政的路”。他更善于自嘲：“今天天真冷，好不容易打上车。一上车，京哥就唠叨不停。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我如实作答，并告诉是教法律的。又问，教什么法律？答，教的是一门最不值钱的法律。京哥回答说，噢，是教宪法的吧？！”

为什么要强调王人博的精神姿态呢？在我看来，这是打开《孤独的敏感者》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威廉·詹姆斯说：“人的难题不在于他想采取何种行动，而在于他想成为何种人。”当你明确了王人博是何种人，或者欲成为何种人，便能理会他的书写与思想；更进一步，则可理会他为什么要这样思想。

敏感者与闲逛者是他的自命，若由我来定义，他当是一个旁观者，只是这种旁观，不同于麻木不仁的看客，他虽冷眼，心中却热血激荡，豪情万丈，所以我愿意在“旁观者”之前加上“入戏”的说明。“入戏的旁观者”，这是雷蒙·阿隆一本自传性质的对话录的书名，亦是他平生的定位。阿隆与他的同胞萨特、加缪的最大区别，端在于他冷静的旁观，而非热烈的参与。“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的流言，折射了阿隆的孤独与旁观者所必须承受的累累骂名。然而，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反观二十世纪的进程，可知阿隆的智慧与伟大，当那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死于疯狂，惟有阿隆，在守护理性与良知的底线，孑然而坚忍。倘放宽历史的视界，不妨说，阿隆并未缺席于那个风云突变的年代，他以旁观的姿势参与了真理与正义的建构。这就像程燎原说王人博：“……如果他是以学院派的风骨来观察社会，他的旁观却是为了参与。”

除了学者的身份，王人博的旁观，还取决于其思想资源。他热爱鲁迅，不仅爱其所爱，而且痛其所痛。但是他终究不能如鲁迅一样以笔为枪去战斗，此世更无战斗的环境，他只能退守旁观的立场。悲剧在于，他继承了鲁迅的绝望，更继承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无力感。相比战斗者，旁观者往往更加无力而幻灭。譬如他苦苦追寻中国的宪政和法治——这时他便“入戏”了——正如杨丽娟苦追刘德华（程燎原语），结局必不可得。当杨丽娟的父亲为这场悲剧献祭了生命，刘德华写日记道：“你不会懂得我伤悲。”那么，杨丽娟们的伤悲，中国宪政人的伤悲，几人懂得？

懂得，便可慈悲。不懂，则愈发惶惑。《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王人博，题为“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困惑”，收入此书，却改作“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当代史”——“当代史”的底色即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讲，《孤独的敏感者》不仅是内省之书，还是困惑之书。其困惑正来自真诚而痛苦的内省。那种飘忽的惶惑感，溢出了宪政主义的边界，而指向一个旁观者如何在虚无的世界安身立命。

我读《孤独的敏感者》，另有一重感悟。惟有此书，而非《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等，助我还原了2002年春天在西政的讲台之上慷慨激昂的王人博的影像。当我打开这本书，仿佛坐在那间辽阔的教室，虔心聆听那个清瘦、锐利、睥睨天下的先生的布道，他正谆谆告诫台下的学生：欲求解放，必须自主；欲求自由，必须独立。我忆起了周围的眼神，有些惘然，有些惊异，有些幸福——这是我私藏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