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有一篇奇文叫《我的四个假想敌》。标题故作危言耸听，实则这假想敌，指女儿的男朋友，他的准女婿。“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女儿本为父亲的挚爱，一朝恋爱结婚，便被另一个陌生的男人横刀夺爱，因此可称之为敌。余先生有四个女儿，假想敌的阵容蔚为壮观。当然这是一种幽默的写法，“淡淡的敌意”背后，我读出了浓浓的父爱。

余先生此文，大概作于三、四十年前，距我第一次读，亦有十五年之久。如今重提，并非无端。我们生存的社会，处处怨恨，寸寸猜忌，假想敌的幽灵无所不在，且其要点，不再是“假想”，而是“敌”；其面目，不再是余先生笔下的温情脉脉，而化作敌我之争的冷若冰霜。

我最感兴趣的案例，发生在法官与律师之间。从理论上讲，这二者，无论如何都不该以对方为假想敌。倘将审判比作一场足球赛，法官是裁判，律师是球员，若裁判视任一方的球员为敌，那必定是黑哨；若球员视裁判为敌，自身必先陷入败局，因为己方11人，要抗击对方14人（对手11人加上裁判3人），起点便不公正。

具体到刑事案件，检察官与律师，当可互为假想敌。作为控方与辩方，他们在庭上分属两造，所维护的权利针锋相对，努力击败对方，正是他们的职业伦理之所系。不过我更愿意认为，这一对敌手，不是在沙场殊死厮杀的敌我二军，而是法治战车的左右两轮，其对立，不是基于敌意，而是基于社会分工，对立之外，却有共同的方向：法治。不管他们谁输，法治都是最大的赢家。

请想象这一幕，当检察官与律师这一对假想敌出现在庭上，法官再以律师为敌，或者律师再以法官为敌——相比之下，应该以前一种情形居多——会是什么情况呢？如你在近些年来所见，审判陷入混战，法庭沦为剧场，正义被搅成了一团浆糊。法院的公信力，以及法官与律师之间本应相互尊重甚至敬畏的关系，被严重败坏。当大法官竟以“炒作”、“闹庭”、“胡说八道”等公然批评“极个别的的无良律师”的时候，可以想见，彼与此的成见到底有多深，敌意到底有多浓。

这敌意，不止盘旋在法庭之上，还蔓延至微博、舆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读者诸君可自行观察，你的律师朋友，谈起法官，是称誉居多，还是贬斥居多。就我所见，勿论大律师或小律师，都不免会质疑法官的屁股，向行政权倾斜了多少度；揣度法官的居心，怯懦、贪婪到何等程度；甚至在开庭之前，假想法官与另一造的关系之亲近，将如何影响判决。反之，我所接触的法官同学，对律师更不乏批评，这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律师的赚钱能力与职业操守成反比，二是律师对舆论和政治的利用，轻者斥之为“炒作”，重者遂以“攻击现行体制”、“境外敌对势力”的标签泰山压顶。

再说远一点。“境外敌对势力”或“境外势力”，作为一些官员的口头禅，常常用来论断公权力的批评者和抗议者——他们正是脑中紧绷阶级斗争之弦的官员的假想敌。然而这些批评者和抗议者，论籍属国人，论血属同胞，身居斯土，心系苍生，哪里敌对，哪里境外呢。我们只能推论，此处之“境”，大抵不是国境，而指权力的围墙，与官员的心境。若谓“心有多大，国境就有多大”，不免有些唯心。不过，一个国家的胸襟，决定了其敌人的数量与质量。如果心怀寰宇，以天下为念，那么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只可能出现在火星或月球之上；如果心眼如针尖，那么连窗外的花朵、脚下的蚂蚁、身后的灰尘、眼角的皱纹，都是来自境外的破坏社会稳定、颠覆国家政权的假想敌。

有时，敌对、假想敌云云，实在是一个心境问题。《一代宗师》里面，叶问与宫二姑娘那一段隐忍的情愫，在宫二看来是恩怨，在叶问看来是缘分。这是什么缘故呢？宫二的父亲宫羽田说，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宫二见过自己，见过天地，可惜未尝见众生。叶问见到了众生，所以他是一代宗师。心中无众生，缘分便成恩怨；心中有众生，恩怨亦成缘分。这就是心境的差距。

我们固然不能说，官员以批判者为假想敌，法官与律师互为假想敌，都是心境的问题。这背后，应有利益的纠葛、观念的冲突。然而，要打破假想敌的迷障，必须从心境的改造开始。无论官员还是草民，无论法官还是律师，彼此的心中，能否少一分敌意，多一分宽和，少一分暴戾、多一分悲悯。心境放宽了，观念随之拓展。他们终究会认识到，批判者不是政府的敌人，而是政府的助力，假如一个政府听不见批判的声音，容不下批判的锋芒，它未必尽善尽美，反而可能走到了末路；法官与律师不是敌人，而是同道，正如一位律师对法院、检察院讲道：“我们不是对手，我们的共同目的都是维护法律实施，有序推进这个国家走向法治……”

当你心中有爱，像余光中先生那样，假想敌终将化作亲人；当你心中只有仇恨与恐惧，假想敌终将变成真正的敌人，甚至是掘墓人。

2013年3月20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