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个体之恶，人性之恶

3月7日这一天，传出两条检察机关的批捕消息，一是李天一等五人被批捕，二是长春市“304”盗车杀婴案件犯罪嫌疑人周喜军被批捕。就我所见，当是前者更受关注，与其相应的谣诼不断。举国如狂的杀婴案。仿佛渐渐冷却了。

冷却未必是坏事，前提在于，对此的反思必须深刻到，世人不会重蹈覆辙。

遗憾的是，杀婴案中，这样的反思未尝出现。盛大的怒火点燃了压抑良久的社会怨恨，使批判偏出了靶心，飞向另一个战场的敌人。

什么词语，可以描述长春盗车杀婴案的滔天罪恶呢？这不止是犯罪，不止是悲剧，不止是丑闻，不止是耻辱。我实在无法想象，杀婴的恶徒周喜军，如何泛起杀心，如何张开魔手，如何将死婴掩埋于雪中，他的良心到底沦丧到什么程度，假如他还有良心的话。尽管我对人性从来不抱希望，然而出于人性的恶行却屡屡令我绝望。

今日中国，我们常常高估人性之善，而低估人性之恶。

这起杀婴案，我以为批判的火力，应集中于个体之恶、人性之恶，不必动辄便上升到制度之恶、文化之恶——事实却恰恰相反——后一类恶的确存在，并且早已化作孕育周喜军们的精神土壤，只是它们要为残忍的杀婴承担多少罪责呢？我始终无法寻见其中的因果关系。只能说，它们为周喜军作恶制造了冷酷的环境，恶之源，却窖藏在人性的冰河。

相似的开头，相反的结局，李开复举出美国的案例，似有所指。一个月前，纽约一对父母携八个月的女儿外出购物，将熟睡的女儿留在了未熄火的越野车上，小偷偷走了车，开了两英里后，发现后座有孩子，立即停车，两次打电话报警，一小时内，婴儿获救。

我看见了人性的暖光，虽然相隔万里之遥，对比千里外的北中国，人性的酷虐，愈发令人悲哀。

这一对照，我更愿意理解为人性的对照，而非制度与文化的对照。当然我承认，越公义的制度与越宽容的文化，越能呵护人性幼苗的生长，唤醒沉睡的人性之善。然而，对人性之恶，制度与文化的作用，仅限于防御和规约，并不能一举根除。换言之，周喜军生在美国，仍有可能成为周喜军，也许，概率会小一些，却不会小于零。

我并不反对批判制度之恶、文化之恶，只是，第一要就事论事，单论杀婴案，罪孽一目了然，罪魁当是周喜军，罪源在于他的人格与人性之极度残缺，对此的批判应该首当其冲，待挖出他的教育、生活与情感背景，再批判相应的制度与文化犹为不迟，至于借机批判计生、校车、毒奶粉等制度性杀婴，则是另一码事。第二，有时对制度、文化之恶的批判之激烈，竟使我们略过了对个体的批判，或者将个体之恶，尽数归咎于制度、文化的整体之恶，不管这是无意抑或有意，本该承担罪责的个体往往因此而豁免，本该被正视的人性之恶往往因此而继续隐匿。这样的批判，何尝不是一种逃避呢。制度与文化，竟沦为怯懦的避难所。

身怀利器，杀心四起，这利器，人人皆有，就藏在人性的冰层之下。坚冰爆裂之日，便是利器出鞘、杀心迸发之时。没有哪种文化与制度，能使人性不再结冰。当一种制度与文化以此为呼召，来改造、清洗人性，那么它该引起的不是响应，而是警觉。

人性的战争，我们所能依赖的惟有我们自己。正视人性之恶，正视我们心头的卧虎，并时刻保持戒惧，勿以恶小而为之。在一个丧心病狂的年代，一颗悲悯和宽容的心灵，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2013年3月8日

供搜狐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