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的旧文。我在文中批评了食安办与卫生部、食药局等监管部门的权能设置混乱。新闻曰：“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承担；不再保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单设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食安办将休矣。】

用市场倒逼厂家，用民意倒逼监管

近来中国陷入了“二奶”危机。这二奶，其一是香港奶粉，其二是宁波牛奶。2月底，根据宁波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食安办）公布的《关于2012年宁波市乳制品评价性抽检结果的通报》，原来流入宁波人肠胃的鲜奶合格率只有68.66%，玻璃瓶装鲜奶合格率甚至低到了惨不忍睹的14.81%。所抽检的三大鲜奶品牌，涌优（合格率为64.26%）、宁波（合格率为67.19%）皆属宁波牛奶集团，在本埠极为普及。我家便是涌优的忠实拥趸，有一款涌优100%高优质鲜牛奶，每周至少要喝两盒，所以当我看到这组数据，顿时心凉如这个阴湿的冬夜。

新闻一出，民情激愤。宁波人一向信任本土的品牌，尤其在蒙牛、伊利等丑闻频发的对应之下，宁波牛奶愈发受青睐，在宁波市的饮用人次高达60万。不曾想，这回宁波人却被自家的门槛绊倒了。

对此报告，宁波牛奶集团的反应不脱中国国情，不外是抵赖、转嫁、公关，直到逼至墙角，才承认“抽检结果毋庸置疑”，并表示将在冷链建设、包装形式、现场灌装环境等方面有所改进——这当可想见。

好玩的是，监管者以一家一个说法、一天一个说法的变幻剧情，上演了一部用权力搅拌牛奶的“罗生门”。

先说报告的发布者宁波市食安办。有些新闻，将其与宁波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药局）混为一谈，实则二者虽有一定重叠，却并非一家。近年来食品危机排山倒海，令人疑心中国几无可食之物，于是在2009年，《食品安全法》仓促出炉，依此法，翌年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负责“有关监管部门的协调、指导”，这便与“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食品安全法》第4条第2款）的卫生部发生了冲突。推及地方，食安办的形态更是缤纷：或自成一家，或挂靠卫生行政部门，或设在食品药品监管局，由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兼任食安办办公室主任（宁波便是如此）。单说这最后一种情形，宁波市食药局与接下来要出镜的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质监局）本是平行机构，然而食药局局长却可以食安办主任的名义“协调、指导”质监局的工作。权能设置的混乱，积成了这一出“罗生门”的制度土壤。

宁波市食安办在网络的倒逼之下，发布了抽检报告。对此，宁波市质监局表示：宁波牛奶的质量没有问题。这是什么意思，要与食安办打擂台么？原来，依食品安全的分段监管原则，质监局只负责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这一环节合格，它们便交差了，此后的环节，哪管洪水滔天？一旦出错，首先扫清自家门前雪，然后将责任归结为“居民没有及时把牛奶进行冷藏从而导致了细菌超标”——厂家如此推诿，可谓题中应有之义；监管者这么说，则不免叫人怀疑其居心的倾斜。

宁波市食安办的报告风格鲜明，原本将凌厉的矛头对准了宁波牛奶集团。旋即，它们改口了，称鲜奶抽检合格率低，缘于所抽检的样本脱离了保存温度——与宁波市质监局的借口恰好遥相呼应。不过没过多久，受宁波食安办委托，操刀抽检的宁波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明确表示，他们的抽检过程没有问题。

此事发展至今，实在是百家争鸣：对于鲜奶变质，厂家有厂家的说法，监管者有监管者的说法，甚至在监管体系内部，都自相矛盾；甚至同一个监管者，都前后不一；甚至监管者与所委托的检验者之间，都各执一词。这让作为消费者的民众何去何从呢？问题食品越来越多，他们的眼神越来越迷惘，恍惚之中，厂家与监管者的身影交错在一起。

不要怪我们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监管者，它的失职与厂家的作恶一样可憎，如果不是更可憎的话。食品危机，厂家当是罪魁，我们与其生死博弈，监管者担任裁判，本该中立，却因自身混乱不堪，昏哨一记接一记，事前神经错乱，事中疏于职守，事后委罪于人，甚至反咬民众一口，这样的监管者，如何能取得民众的信任与托付？更可悲的是，在全能政府的主宰之下，它垄断了监管权，民间无以与之对抗，我们明知它不可信任，却不得不去依赖它，悲剧就这样酿成了。剧中，只有施害者和受害者，并无拯救者。

中国的食品安全，早已凝成了一个珍珑棋局。破解之道，原在监管者手中，可惜它执迷不悟，本身便是一个迷局。若不嫌危言耸听的话，可以说，监管者的合格率问题，比食品的合格率问题还要迫在眉睫。

如今来看，这一棋局只能由民众自己破解。对于问题食品，用手投票，用嘴投票，非暴力不合作，用市场倒逼厂家（对蒙牛的倒逼初见成效，就我在宁波的超市所见，蒙牛似乎潦倒了，只能偏安于货架的一隅，乏人问津），用民意倒逼监管，除此之外，无路可走。

2013年3月3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