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七年，李安先生再次站在了奥斯卡金像奖的领奖台上。能够两度夺得最佳导演奖，Ang Lee已经有资格与米洛斯·福尔曼、奥利弗·斯通、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等大师的名字并置一处。要知道他还不到60岁，正值导演职业的盛年，他还会拍下去，还会获奖，再拿一次，便可媲美于老古董弗兰克·卡普拉和威廉·惠勒；若能上演大四喜，我们是何其幸运，竟能在所生存的年代，见证一个中国人实现了约翰·福特——他是有史以来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次数最多的导演：四次——的神话。

当然会有一些人对奥斯卡奖不屑一顾，斥之为美国文化霸权的产物，也许他们在肯德基店大快朵颐的时候，都能嗅出一丝殖民主义的怪味。我承认，奥斯卡不是电影的全部，85年来它错过了太多的大师与经典，那么什么是电影的全部呢，什么是评判电影的至高标准？艺术家有国界，艺术却无国界，奥斯卡的倾向性并未压倒它的普世性，它依然是检测电影品质最重要的漏斗之一——最好的漏斗，应该是时间。

话说回来，在李安与奥斯卡的故事当中，国家与文化冲突必定是无法规避的元素。李安曾自承，中西文化与价值在其心中的交战永不止息，犹如藏龙与卧虎之斗。这一战斗恰恰构成了他创作的源泉，尤其是早期的电影，《推手》和《喜宴》都充满了中西碰撞的激情与苦痛。他的处置方式，同样可曰“推手”，那四两拨千斤的太极功夫，落入他的电影，便是以家见国、以父子见中西，情感的纠葛与文化的矛盾，敌不过他举重若轻的屈指一拂。所谓太极，不是飘渺的传说，就藏在他的眉间，出道之前那六年的沉潜，在他心底涵养了一个坚韧而圆融的宇宙，使他敢于直面中西，而且能包容中西。奥斯卡奖既是对他的包容的印证，也是奖赏。

电影之外的中西之争，则非一记太极推手所能化解。李安早在二十年前便已经成名，然而大陆观众听说他的名字，大多缘于那部在2001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卧虎藏龙》（这其实是一部拍给外国人看的中国武侠片）——一个中国人，必须仰赖西方的荣耀，才能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这是何其荒谬。更需要正视的是，此后李安凭借《断背山》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两度问鼎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两部作品并不像《卧虎藏龙》和《色·戒》那样深深打上了中国的烙印，它们均未含中国元素，无关中西之争，它们的成功，与李安的中国人之身份并无什么必然关系——就电影本身而言，中国依旧缺席。如此说来，奥斯卡、李安、中国（人）这三角权力的恩怨情仇，比王佳芝对易先生的感情还要纠结。

不妨抛开这一切，就电影论电影。老实说，我更喜欢李安早期的作品，在我眼中，《断背山》、《少年PI的奇幻漂流》永远比不了《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若由我在中国电影里面寻找一个父亲的形象，我首先会想起“父亲三部曲”里的郎雄（在美国电影里面，当是摩根·弗里曼）。李安塑造的“父亲”，擅长推手，精于厨艺，勇于追梦，对西方文化与新潮生活（如同性恋）的态度，从抵制到宽容——这何尝不是李安的追求甚至自况呢。他的儒雅与厚重，他的开放与突破，他对电影的深爱，使他自己渐渐升格为“父亲”。

供《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