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败坏的汉语

黑龙江伊春市带岭区居民陈庆霞，因“多次到市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先被拘留10天，后被劳动教养18个月，劳教期满后不久，从2010年起，她被当地政府部门强行安置在一所以前存放花圈和尸体的早已废弃的太平间里，限制人身自由达3年之久。今年初，此事曝光，对于舆论的质疑，伊春市带岭区宣传部公开回应称，这么做，是“对信访人陈庆霞进行人文关怀”，今后还会继续。

“人文关怀”四字，已经不是第一次以这样一种反讽的面貌惊现于世。湖南永州市的唐慧案，至今仍在纷纭。湖南省劳教委虽然撤销了对唐慧劳教一年半的决定，其理由“不是基于劳动教养决定的违法性”，而是出于“人文关怀”，因此，唐慧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赔偿“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400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并向其书面赔礼道歉，便不被法律支持。

相比之下，对唐慧的“人文关怀”，虽为有关部门推搪的借口，不愿认错，以期掩饰违法之举，单论其结果（令唐慧恢复了自由），距离“人文关怀”的本意却不算太远——此中逻辑，大抵便是“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人情”，转移话题，淆乱是非，原是权力者的故技；对陈庆霞的“人文关怀”，实为禁锢、摧残、迫害，哪里有一丝“关怀”、“人文”的气息，而不啻是对“人文关怀”之本意的反动与侮辱。难怪有人讥讽，把上访者关进太平间的“人文关怀”只能感动鬼！

从温情到暴虐，“人文关怀”已经严重变质了，权力的毒素渗入其体内，导致这四个正大的汉字被抹上了讽刺的色彩，一个褒义词渐渐沦为贬义词。今后人们一说“人文关怀”，尤其是出自权力者之口，总不免被人恶意揣测，这“人文关怀”背后，遮蔽了多少违背人性的罪孽？

一个温暖的汉语就这样无情沦陷。

三年前我曾写文章，有感于“自由”被斩首，变成了“目田”，慨叹“每一个汉字都在沦陷”。再回首，“自由”的沦陷当可想见，正是这一时代特有的悲剧；“人文关怀”之流的沦陷，反倒更令人心痛。

汉语的沦陷，大抵可分作两种：一是社会风气的变异甚至腐化，致词语歧义横生，最终竟压倒、取代了原义，譬如“同志”、“小姐”、“亲”等，近年来还涌出“连襟”、“外婆”等，如两个男人睡过同一女人，可称“连襟”；去年我在长沙，听当地的友人说，“外婆”另有一意，指“外面的老婆”，不由大开眼界，是故，倘有人问你“有几个外婆”，千万不要会错意，这并不是侮辱你母亲。

另一种，便是受权力的荼毒而变质。除了“人文关怀”，近来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该是“表哥”，如今你在公共场合喊一个官员“表哥”，没准会吓他一大跳。在杨达才等“表哥”的华光映照之下，“表姐”、“表叔”等一同变味。吾友何远，江湖人称“何表叔”，待“表叔”臭名远扬，他虽非公职人员，却也提心吊胆，赶忙摘下了腕上的劳力士。

在“表哥”的队列，远有“代表”、“协商”，近有“临时性强奸”、“休假式治疗”、“适度腐败”等，一一列举，怕有百千之多。感染了败血症的汉语，可组一个病毒军团，它们正一笔一划腐蚀我们的文化江山。

需要指出，这一分法的界限，并不明晰。许多词语被败坏，当是由世风的腐化与权力的荼毒左右夹击而成。因为世风与权力，原本一脉相连，互相激化。二者一并为恶，语言必成苦果。

语言的腐败与权力的腐败，文风的腐化与世风的腐化，同样是一种互动关系，从而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世人常以为政治决定语言，实则语言亦可反制政治。奥利弗·霍尔姆斯（Oliver Holms）曾以英国史为例，论析语言对政治的反作用：“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政治上的三刀两面，自然是产生于语言的含义双关……都铎时代的轻浮文风，到了斯图加特时代，就发展成了弑君与暴乱。”语言被败坏，导致思想被禁锢，进而限制了权利、公义的表达，它们原是一条线上的葫芦。

敏锐的观察者，能从语言与文风的变易窥见政治的风向。1946年，少年王蒙初见革命家李新，此前他曾听到国民党北平市社会局长温崇信的广播讲话，二人的言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体会到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它的文风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我还说，一个政权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

反过来讲，纵使语言的沦陷，政治是罪魁祸首，然而拯救之道，却不全在于对政治的改造，语言（包括思想、思维）本身的自立、自新也许更为迫切——况且，对我们这些无权者来讲，除了语言，一无所有，故只能从改造语言开始。我们常陷入一种困境：“穿着敌人的裤子去骂敌人不穿裤子”（张晓舟语），即使用强权者的语言来反抗强权，到头来，即便我们打败了强权，却不幸沦为其盗版。这愈发验证了一点，我们必须使用一种自由的语言。

从古代的“莫须有”到今天的“人文关怀”，汉语江山，寸寸凋零，寸寸伤心地。越来越多的汉字沦陷于权力的肆虐与禁锢。如果不能将它们拯救而出，那么，纵然陈庆霞们冲出了太平间，“人文关怀”依旧被囚禁，好似一口权力的痰，堵住了我们通往自由的喉咙。

2013年1月30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