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与二元思维，虽非中国的特产，然而在中国的流毒，似远较他国为烈。所谓二元思维，即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对即错、非好即坏、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忠即奸、非先进即落后，非进步即反动……罗列下去，不知尽头。质言之，在二元思维治下，仿佛世间万物，都可二分，于是我们常常看见，两个原本不是针锋相对、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被纳入二元的狭隘选项，硬生生逼成了敌手，如鱼与熊掌，你只能择取其一。最鲜明的案例，莫过于鲁迅与胡适。

谓予不信，可观那些以鲁迅与胡适为名的著作，诸如《胡适还是鲁迅》、《鲁迅与胡适：“立人”与“立宪”》等。尽管有些著作的命意，并非要将鲁、胡二人截然对立，如邵建所撰《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不过其书名，却令人想起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进而想起1960年代的名言“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由“跟”字可知，萨特与阿隆之间的对错和敌意，并不由他们自主，而源于时代潮流的催化与世人的政治想象，据我的观感，究阿隆之本心，何尝以萨特为敌呢——鲁迅与胡适的纠结，当作如是观。

书籍之外的例证更不胜枚举。前人爱讲：鲁迅进步，胡适落后，鲁迅革命，胡适反动；今人爱讲：鲁迅使用的语言是“奴隶语言”，胡适使用的语言是“公民语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甚至这数十年来的历史，都可以鲁迅与胡适之争为经脉而划作两段，一段是“扬鲁抑胡”，一段是“抑鲁扬胡”。鲁胡的二元，就像两根天线，架在中国人的思维星空，我们脑中的那根弦一旦绷紧，斗争的信号便反射而来。

鲁迅与胡适，的确代表了两种人格、两种思想（鲁迅绝望以至虚无，胡适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改造现实的两种路径、推动历史的两种可能性。只不过，无论是人格还是思想，无论是改造现实的路径还是推动历史的可能性，都不止这区区两种。譬如在他们生存和奋战的年代，除了鲁迅以笔为枪与胡适日拱一卒，还有晏阳初、梁漱溟的农村建设，傅斯年筚路蓝缕经营史语所，张季鸾等以“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大公报》等，后者对现实的改造与对历史的推动之功，未必弱于前者。况且，即使是鲁迅与胡适这两种人格、两种思想、两种路径、两种可能性，并不必然对立，反而时有交叉，甚至齐头并进。若以他们为二元，不仅压缩了历史与现实的开放空间，还僵化了对此二人人格与思想的认知。

他们被对立起来，互为仇雠，实源自政治的操弄。执政者扬鲁迅而抑胡适，因为在斗争年代，鲁迅是敌人（国民党）的敌人，那便是自己的朋友；胡适是敌人的朋友，那便是自己的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抑谁，扬谁，完全取决于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换言之，待意识形态变幻了脸色，鲁迅一样可能是敌人。鲁迅生前，曾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说道：“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忙答：“那弗会，那弗会！”1957年夏天，罗稷南问毛泽东，若鲁迅活到今天，那会如何？毛答：或沉默，或进监狱。依鲁迅那一身骨头，大抵还是要进监狱。同理，假如胡适留在彼时的大陆，则必进监狱无疑。在专制语境之下，鲁、胡二人终于殊途而同归，还说什么“扬鲁抑胡”呢，他们都得被抑。

非敌即友，是政治斗争的法则，却不该沦为我们做学问与做人的法则。我们的传统与教育，在我们脑中植入了二分法、二元思维的病毒，导致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有黑与白、善与恶、忠与奸、友与敌等两种颜色——最终只有一种。因为二元的终点，必将是一元，你只能在二元中间选择一个，而且你必须选择；中毒者的终点，不是独裁者，便是独裁的奴隶。

如果不愿被寒毒攻心，则须尽早杀毒。最好用的杀毒软件，当是多元论。在鲁迅与胡适之外，还有许多人格、许多思想、许多路径、许多可能性，供我们参照、致敬；甚至单论鲁迅或胡适，都不能构成简单的一元，鲁迅的复杂远过于胡适，他本身便是一个多元体，任何一张脸谱，一枚标签，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足以诠释他波澜壮阔的生命。

除了“在鲁迅与胡适之外”，我们还需要追问“在鲁迅与胡适之前”。就像我的朋友斯伟江律师，在革命与改良之争风起云涌的时候，提出了“在革命和改良之前”，呼吁争论者着眼向下，修炼自己；所以若有人问你，鲁迅还是胡适，你应该有勇气回答：不论未来我会成为鲁迅，还是胡适，抑或二者之外的伟大人格，在当下，我必须且只能做好我自己。

供《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