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年度法治人物与法治的面目

在一个公信力严重稀缺的国度，“年度人物”的评选，大都沦为圈子化的论功行赏的游戏。刻薄一点，称之为“关门分赃”犹不为过。然而，盗亦有道。评选可以有偏向，却不能无底线。譬如除夕之夜，你一家老少围炉而坐，评年度最佳家庭成员，最终却把奖状颁给了隔壁的王二，外人见了，不免会琢磨这家人的博爱背后，莫非有什么私情？

李亚鹏入选2012年度法治人物，当作如是观。我从不否认，李亚鹏作为嫣然天使基金会的发起人与负责人，对这个社会的巨大贡献。只是，相比其他入选者如湄公河案专案组、刑诉法专家陈卫东，李亚鹏的贡献与中国法治到底有多大关系——有人讥嘲道：李亚鹏可能连什么是法治都说不清楚呢。加诸他的荣誉，应该是年度慈善人物、年度公益人物、中国青年领袖等。

由全国普法办、司法部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12年度法治人物评选，垂青于李亚鹏，用心究不可问。其评选标准有三：推动力、影响力、引领力，不管是单论其中一项，还是综合而言，比李亚鹏更合适的人选，多如牛毛。遗漏了他们，而拣选一个驴头不对马嘴的名人，只可能拉低这场评选的品质。

由此衍生了许多段子。其一曰：既然李亚鹏能够入选2012年度法治人物，那么袁裕来律师则可入选2012年度微博娱乐人物，法律学者贺卫方教授可则入选2012年度经济人物。其二曰：今年的法治人物有李亚鹏，明年会不会有干露露、苍井空？后者与中国法治的距离，未必比李亚鹏更远。

除了质疑评选的公正性，还有人担心，沦丧了原则的法治人物评选，是否将导致法治庸俗化、娱乐化——毕竟，大多公众说起李亚鹏，正如说起李连杰，第一反应还是影视明星，慈善家尚在其次？进而言之，法治在中国，应该是什么面目，现实之中却是什么面目？

这一担心绝非杞人忧天，而是发自肺腑的幽愤与焦虑。今日中国，法治的遭遇，最可怕的不是庸俗化（窃以为庸俗化不是什么罪过，法治不是王谢堂的专利，它必须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是被鄙弃、被轻薄，被视作一个笑话。在一所政法大学，有一著名雕塑，下面是一本《宪法》，上面是地球仪，参照中国国情，其被命名为“宪法顶个球”。后来，听说雕塑拆除了，促狭者感慨：宪法连球都不顶了。

前天我还听来一段轶闻，发生在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讲述者说，一位女博士敲响了宿舍门：“同学，你好！我们是你们对面那栋楼的博士生，麻烦你挪一下你们宿舍镜子的位置好吗？因为我们就要开题了，你们的镜子正好照到我们宿舍，不太吉利。”这足以令人慨叹：可怜博士将开题，不问法治问风水。马上有人接话道：该博士是明白人，她知道在中国法治没有风水管用。

这些新闻与轶闻，令世人发噱，也许法律人会跟风苦笑三声，心底不由生出了无垠的悲凉。我们并不反感关于法治的笑话（我期待的法治面目，并不必然凛然、严峻、不苟言笑，它可以表现为温情的笑脸，可以表现为含泪的庄严，在娱乐至死的未来，它偶尔扮一把鬼脸，谁会苛责呢），却反感法治彻底沦为一个笑话，法治的脸谱被描上了小丑的线条。曾几何时，国人批判法治的面目，是因其过于狰狞。而今，它早已从专政的神坛跌落下来，不再狰狞，而渐趋滑稽，还夹杂了三分荒诞的气色。这两个极端，哪个更坏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法治的面目沦落至此，不是一朝一夕之灾，不是一人一群之责。《宪法》雕塑的设计者有责任，“宪法顶个球”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何尝没有责任；年度法治人物的评选者有责任，“不问法治问风水”的法学博士何尝没有责任？李亚鹏踏上法治的领奖台，其背后的推手，不止一双。

不过，李亚鹏只是果，不是因。法治的娱乐化、玩笑化，更多取决于法治自身的无力。当法律成为特权者的玩具——如顶个球或球都不定的《宪法》——它的功用之一，就是娱乐：正义被戏弄、蹂躏的万般痛楚，只为引施虐的特权一笑。这才是法治最凄惨的境地：法治沦为笑话的背后，是被奴化的命运。在此苦境，不仅法治是笑话，就连李亚鹏，纵然获誉年度法治人物，法治之光却未必能够普照于他，譬如在慈善法缺席的情形之下，他的嫣然天使基金会还得依附于臭名昭著的中国红十字会名下——这难道不是一个反讽的笑话吗？

供《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