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一家报纸约我开一份2012年的书单，限十本书。我列出六本，先行交差，后补四本，以示十全。这些年多读史料，少闻新书，故此书单，不是指2012年出版的图书，而放宽到我在2012年阅读的图书。

2012年十书

《不必读书目》，刀尔登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

《不必读书目》所论皆为古书，不过刀尔登的“不必读”，针对的不是烂书，而是烂人，以及偏见、乡愿、褊狭的视野、鄙陋的风俗等。譬如他说不必读《老子》，因为“老子的思想，早已渗入你我心中”；不必读《孙子》，因为“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不必读韩愈，因为“他的修辞和文法，后人尽已继承，上过中学的人，当早熟悉了；没理搅三分的手艺，连没上过中学的人也早熟悉了”……这些话皮里阳秋，更多是在嘲讽现代人呢。

说到底，“不必读”云云，不是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不是古人的问题，而是今人的问题。若你读罢《不必读书目》，即不再读那些古书，你就陷入了刀尔登所预伏的陷阱，沦为他批评之刃所凌迟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不必读”，反是一种“必读”，当你祛除了眼中的阴霾与心头的陋见，便可能生出对那些书的热爱，并读出它们的微言大义。

《法治与党治：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1923-1948）》，李在全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

法治国家，惯于化政治问题为法律问题；专制国家，惯于化法律问题为政治问题，若此专制的面目为党治，那么政治问题往往将化作党治问题。在中国，党治国的理论，实由国民党发端。李剑农尝论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后的变迁：“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是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

李在全此书，重点考察了党治国家的重要一端：司法党化。司法党化，要义有三：党人化、党义化、党委化。党人化，即令司法人员入党，从身份层面推行司法党化。党义化，可比古代的“春秋决狱”，即以党义指导甚至取代法理，主宰判决之生产，从意识形态层面推行司法党化。党委化，即以党委统辖司法机关，从组织层面推行司法党化。国民党政府只做到前两步，收效甚微。

《胡适年谱》（修订本），耿云志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我读国史，素来有一偏见：与其读古人的传记，不如读日记与年谱。虽然日记与自传一样，都可作伪，然而作伪的背后，别有一番况味，如翁同龢晚年为避祸而删改戊戌年前后的日记，恰恰是这些删改之处，折射了他与康有为等人的纠葛。年谱的妙处，在于将古人的生命直观化，漫长而曲折的生涯被拉成了一条短促的直线，十分便于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性情与思想变迁。

胡适先生的年谱，恕我孤陋，只见过三种。台湾胡颂平的十卷本，巨细无遗，适合做专业研究，将那十本书捆起来，还可以作为凶器。大陆有两种，一是耿云志版，二是曹伯言、季维龙版，皆出版于1980年代末，早已湮没成尘。我一直使用曹、季版的电子书，相比之下，似比耿版详尽。好在耿版历经修订，于今推出，粗略之憾，终得弥补。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陶涵著，林添贵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汪荣祖直接批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是“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在他看来，陶涵对蒋介石过于溢美；称蒋介石为台湾的民主与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并为大陆提供了典范，未免矫枉过正。我们且不论汪氏批判的是非，单说一点，将陶著与汪荣祖、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对照，毋宁是前者更加客观而可信，后者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与仇恨，以及野狐禅与诛心之论，倒更接近“失败之作”呢。

中国人写蒋介石，无论褒贬，都不免屁股决定脑袋，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先行。外国人写蒋介石，大多可免此疫，他们最大的优势，即在于拥有自由、中立的身位，以旁观者的清醒与冷静，保证了作品的客观和视角的新异，重现了传主被权力遮蔽的日常一面。其劣势，一是史料的硬伤，二是这些隔岸观火的洋人，对中国历史缺少一种“了解之同情”，而常常陷入一种概念化、脸谱化的困境，被一厢情愿的爱憎所感染。陶涵此书，成也旁观，败也旁观。

《独立评论文选》，谢泳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停刊于1937年7月。七八十年前的文章，如今读来依然热气腾腾。勿论宪政、法治、党化教育，就连农村问题、“中国的废话阶级”等，当时所诊的病症，仍在折磨中国；所开的药方，疗效仍未过期。以至我读《独立评论文选》，仿佛读今人的时评集。不过转念一想，今日中国，哪里还有《独立评论》这样的杂志呢。这不止是舆论环境的问题，更是人才与心志的问题。

《谷林书简》，谷林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在谷林先生生前，我只读过他的《淡墨痕》，当时心境浮动，并未读出其佳处。待先生西归道山，我陆续收集了《答客问》、《书简三叠》、《谷林书简》等，幽明永隔之下，再读他的文字，才意识到他的不凡，他一个人便代表了一种人——不嫌夸张的话，还可说，一种文化——他走了，有一种人格便从这块水土永远消逝了。

扬之水称谷林的书信为“中国最后的信”。我想这“最后”，当是从其人格而论。谷林的淡泊、宽厚与悲悯，常令人怀疑，他不是这世上的人物，他不曾穿越1949年后的风雨。这六十年的苦难，自然败坏了他的生命，却从未败坏他的文字和性情。如今，“民国遗风”已经严重贬值了，不过我依然愿意将此词用在谷林身上。“不须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惘然！”钱锺书借董斜川之口发出的这一声喟叹，并非诗人的滥情，我们将“同光”改作“民国”，念及逝去的谷林诸人，也许就不止是惘然，而是潸然。

《古典学术讲要》，张文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

《古典学术讲要》系讲稿实录，故读来愈感亲切，如沐春风。陌上花开缓缓归，我竟不忍一夜读完。张文江说《金刚经》的神妙：它适用于所有人，你理解到什么程度，它就相应到什么程度，不但可以作为入门，还可以作为归宿。此言足以为标尺。只要一本书做到了这一点，它就是所谓的大书、经典，如《论语》、《庄子》。

《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

老实说，我第一次读《治史三书》，浮光掠影，一目十行，遂草率判定这是一本平庸之作。以至此书被束之高阁，达五年之久。去年读胡文辉《现代学人点将录》，胡氏月旦时贤，持论极苛，却拟严耕望为天微星九纹龙史进，当是极高的评价；此外，还屡引严耕望之语，臧否其他学人。于是我重新翻出这本尘灰满面的《治史三书》，去年底读一过，而今再读一过，才渐渐读出它的好。

严耕望是钱穆的弟子，不过其作文全无乃师遗风。钱穆才大如海，笔下汪洋恣肆，万夫莫当，对读者而言，有如山风海雨扑面而来。严耕望以学识而非才情见长，他写文章，一板一眼，如老匠刻印，字字见骨，不尚虚言，不事雕琢，这是史语所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严耕望可谓钱穆的不肖弟子——钱穆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这两只脚，对钱穆而言，只藉以站稳而已，并非他学问的主体；对严耕望而言，则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师弟余英时则传承了钱穆的衣钵。

严耕望与余英时都是安徽人。有一说法，百年安徽（从1900年算起，胡适不在其列），三大史家：严耕望（桐城）、唐德刚（合肥）、余英时（潜山）。这三人，正好代表了三条治史路线。单论写法，唐德刚最通俗，严耕望最专业，余英时介于两者之间，雅俗共赏。严、余都评过他们的老师钱穆，严耕望认为，钱穆的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就此道而言，弟子辈中，余英时最为杰出。严所擅长的制度与历史地理研究，只是钱穆之学的旁支。余英时曾问钱穆，门下学生，最欣赏谁；钱穆答：严耕望。做学问可以有门户，却不可有门户之见，在这一点上，钱穆堪为楷模。

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钱穆与严耕望这一对师徒，虽然奔走在分岔路上，却无争竞之心，反而相砥砺如初。严耕望的性情，偏于朴拙，为学如此，为文亦然。惟独写到钱穆，笔端的情感与锋芒便不可抑制，溢出了《治史三书》的纸面。平生风谊兼师友，先贤风范，令人慨叹。这大抵可以作为我们阅读《治史三书》的一个理由。

《走近衰亡：苏联勃涅日涅夫时期研究》，陆南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

对国人而言，这是一本极具现实感的佳作。作者研究苏联，却剑指当下中国。试看书中所论：

勃涅日涅夫的上位，不是因为他强干，恰恰因为他不够强干。他平庸，富有妥协性，不会对各派构成威胁。这等人执政，必偏向保守，守成有余，进取（改革）不足。走向衰亡是这个国家无可避免的命运。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两大障碍，一是理论上“左”的教条主义，二是维护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其实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形成，不过斯的执政策略，决定了特权阶层每过一段时间便被清洗一批。勃推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则使特权阶层及其利益稳定化，改革起来更加困难。

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论勃列日涅夫政权：“勃列日涅夫的关键问题与他成功攫取国家最高政治地位的秘密完全一致。这个秘密就叫稳定。”

《〈读书〉十年》（1986-1996），扬之水著，中华书局2011年11月-2012年8月第一版

这三本日记，对我这般鄙陋的读者而言，价值有二：一是这剧变的十年之间，北京、上海等地文化人的心理与交游，二是彼时的物价与食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