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慎言“代表”
　　
　　前天我参加一场文化会议，议程之一是授奖。一位后现代扮相的古典艺术家上台领奖，握住为他颁奖的市领导的胖手紧忙摇了三摇，高喊道：“我代表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感谢您的关心和支持！”我一直在跟风鼓掌，听见这恍如用清灵柔美的越剧唱腔喊出的标语，却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引来一圈白眼。左侧的Y兄问我何故，我想了想，只好答：想起了于丹。
　　前不久，北大百年讲堂举办了一场昆曲表演，演毕，主持人请于丹上台致辞，不曾想遭到观众激烈抗议，于丹匆匆转身下台。被轰的原因之一，是于丹要代表全体观众向演员鞠躬致敬，台下有人喊“你没资格代表我们”。
　　我不认为，于丹真想代表台下的观众——以她的经济头脑，代表这些乌合之众，还不如代表孔子划算呢——就像那位获奖的古典艺术家真想代表我们这些不名一文的与会者一样。这非常可能是他们的一种语言与思维习惯，一旦伫立于台上，哪怕台下人迹寥寥甚至空无一人，他们仍要“代表”一番，以满足那种虚幻的权力欲。
　　幼时看红色电影，常见正义凛然的战士拿枪顶住叛徒或汉奸的脑门，宣告“我代表党和人民消灭你”，随之便是一枪。杀戮的快意与意识形态的幻觉，消解了受众的思考能力。谁会去想呢，军衔只是排长、班长或普通一兵的战士，有何资格代表党和人民；他为什么要声称“代表党和人民”：为了论证杀人的正当性，抑或仅仅为了壮大胆气？没有追问，只有接受，我们的头脑与记忆渐渐被教条化为一根不会反刍的直线，像那颗来自“党和人民”的呼啸而过的子弹。
　　这样的“代表”，泛滥于我们的生活，同时主宰了我们的话语和思想。今天，有人在我们耳边高呼“我代表党和人民消灭你”；明天，我们就对别人高呼“我代表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感谢您的关心和支持”。这一面，是“代表”的滥用；那一面，被代表者无知无觉，任由权利被侵占，身份被掠夺。两者合谋，在自欺与欺人的恶性循环之中，代表话语终于沦为了这个时代最虚张声势、臭名昭著的谎言。对那些动辄就要代表台下的民众或一个群体的人而言，这简直是一种病，曰“代表症”。
　　其病因，不难明察。从表面上看，是语言的腐化与思想的腐化，相互侵蚀，相互毒害。究其本质，则指向我们的政治传统。西人云：无代表，不纳税——此前还有一句：无授权，不代表。在君权神授、皇权天授的古中国，向执政者纳税，好似交地租、房租，可谓一种政治投名状，与代表毫无关系。庙堂之上的代表，虽张口民心，闭口民意，因并非出自民选，无须对民众负责；民众没有选票，更无法对其追责。由此决定了我们的代表话语，完全迥异于“无授权，不代表”之代表话语。质言之，我们沿用至今的代表话语，许多时候都与民主无关，而是一种话语暴力，一种虚有其表的官话（正如于丹和那位古典艺术家的案例所呈现的那样）。它的内涵早被掏空了，犹如一层苍白的猪油，浮于残羹冷炙之上，谁有话语权、话事权，谁即可予取予求。
　　政治领域的代表症一时难以救治，语言与思想领域的代表症则可先一步改造。这有赖于代表与被代表们的共同努力。若无授权，请慎言——最好不要说——“代表”。哪怕你是文化明星，哪怕你的书销量百万，哪怕你荣获一等奖，你在台上，只能代表你一人。其实，不单应慎言“代表”，还有一些宏大而面目模糊、来历可疑的词语，我们都该谨慎使用。1933年12月13日，胡适致信孙长元，说孙氏的文章有一大毛病，即喜欢使用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等。信中说：“我们有一个妄想，就是要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我们总觉得，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理了思想。”——胡适的良言，正适合用来为代表症的患者把脉。
　　一旦被代表，被代表者必须敢于发出勇敢的嘘声。这嘘声，当是话语的选票。于丹仓促下台，可见用嘴投票的力量。选票多了，于丹式的“代表”就少了。伪代表与被代表一少，真代表也许便可以破冰而出。
　　
　　供《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