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莫言在遥远的瑞典“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教人打架的政治”，我在中国的寒冬，狠狠打了一个喷嚏。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向“讲故事的人”学习，我愿以三个故事与案例，来探究一个古老的命题：为什么要关心政治？为什么而关心政治？
　　重庆青年、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在网上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被劳教两年，其罪证之一，竟是一件背后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T恤衫。据《南都周刊》（2012年第40期）报道，他的女朋友，以前只看八卦，从不关心政治话题，连“彭水诗案”（其主角秦中飞与任建宇遭遇相仿）都不晓得，但是现在她不得不关心，因为政治已经找上了门，她躲避不掉，只能勇敢面对。
　　任的女友，让我想起一位大学好友，虽读法学院，却立志要当作家。他写玄幻小说、哲理小说，极少涉及现实。每当我们一帮狐朋狗友议论国事，他便躺在我的床上，高呼“我不谈政治”，随手从书堆里拿起一本书，掩在脸上，以示清高。不幸的是，他用来遮脸的那本书，是刘军宁《保守主义》，我的启蒙书之一，名副其实的政治读物；更不幸的是，这厮的作家梦在大学择业之际便告幻灭，他考入东南一市中院，一进法院，所分配的部门，不是审判庭，而是政治部，一个曾经绝口不谈政治的人，沦落到每天和政治打交道的苦境。
　　这两个案例有什么意思呢，世事无常，造化弄人？我只想说明一点。读者诸君应该都听过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假如把“枷锁”换成“政治”，此言能否成立？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其本意是说，人不能脱离城邦，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而存在，城邦是整体，个人是部分，脱离了城邦这一整体，个人便不能自足，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话讲：城邦之外非神即兽。政治动物之“政治”，与城邦关系极深。后世的诠释，大多偏离了本意。我虽然不太赞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譬如城邦先于个人，却十分认同他的论断：人不可能脱离城邦（国家）而存在，尤其在现代国家，人一出生，就必须与政治发生关系，如上户口（甚至在出生之前，受孕之后，就要受中国特色的政治约束：办准生证）。在此，我们需要重复改自卢梭的那句格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政治之中——也许人生而不自由呢，他却必须在政治之中。
　　从文本回到现实，我想起另一句话，它曾登上一本杂志的封面：也许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在关心你。
　　既然我们身处政治之中，既然政治对我们的关心无处不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它漠不关心呢？公平起见，我们应该关心政治才是，我们对政治的关心，应该数倍于政治对我们的关心。布罗茨基说过：“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依葫芦画瓢：我们必须关心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关心我们为止。
　　这里需要辨析政治的定义。什么是政治？千百年来，政治在中国，一直被妖魔化。这当一分为二，一是被野蛮化，政治就是要杀头、要血流成河，譬如莫言说，“政治教人打架”；二是被肮脏化，政治就是阴谋，就是勾心斗角，吴稚晖说过一句名言，可以反映一些国人对政治的印象：“政治就像女人的阴道，再脏也有人搞。”
　　政治真是如此吗？恐怕不见得。我们并不否认政治有阴暗、残酷的一面，同时我们更不能否认政治有阳光、日常的一面。过于注重前一面，使政治被妖魔化，我们自然会恐惧政治；因为恐惧，视线受阻，则无法看见后一面。这便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妖魔化政治令人恐惧政治，恐惧政治反过来加剧了对政治的妖魔化。
　　要打破这种妖魔化，打破对政治的恐惧，我们就必须看到政治的另一副面孔，或者说，我们就必须转换观察政治的视野。政治不仅在宫廷，还在民间；政治不仅在市政府，还在菜市场；政治不仅在夜幕之下，还在太阳之下；政治不仅是恐怖片，还可以是肥皂剧；政治不仅是新闻联播，还可以是中国好声音；政治不是权贵的专利，而是百姓的日用；政治并非不可企及，它正游走于你我身边。
　　当我们拓宽了政治的边境，当我们降低了视线，以平常心观察政治，政治便恢复了其世俗、日常的面目，从宫闱走向广场，从文本走向生活，从神龛走向人间。与其同时，我们关心政治、谈政治的方式，从单一化走向了多元化。再拿莫言说事。他与政治的暧昧关系，备受国人争议，《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著名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他说：文本具有一种间接的政治含义。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作家参与政治，并非要像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政论，上书中央，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小说、诗歌……）实现对政治的介入，如莫言的小说《蛙》，即在反思计划生育国策。同理，我们这些普通人，所谓草民、屁民，参与政治，不是要去竞选人大代表，不是要上街抗议——那需要资本，需要勇气——我们在大学办一份杂志，组织一场讲座，何尝不是对政治的参与，对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实践？
　　再说一个故事。这一回，故事的主角叫胡适。1917年，胡适留美归国，为了专心学问，曾宣布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不曾想，才过一年，他便违背誓约。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尽管胡适认为，“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然而他还是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同参与创办，此后更是积极撰稿。如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他共发表了四篇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孙文学说>的内容及其评论》、《合肥是谁》、《孔教精义》，哪一篇不是在谈政治呢。
　　1920年8月1日，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袂发布《争自由的宣言》——该宣言由胡适执笔：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
　　也许，任建宇的女友，与我的大学好友，读到第一句，便心有戚戚。近百年过去，我们还在原地打转。这甚至构成了人类的永恒困境。
　　胡适这番话，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为了自由，我们才关心政治！
　　
　　供《中国经营报》，此为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