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误国”的背后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大概是近来——估计还将是此后数年——最响亮的一句政治口号。既为口号，则不免被断章取义，滥用成灾，故有一辨之必要。
　　这后半句，应无争议，“实干兴邦”比“多难兴邦”更能振奋人心。问题出在前半句：何谓空谈？空谈是否误国？若果，空谈何以会误国，如何误国？
　　首先需要辨明口号的说教对象。按我的理解，此言当是讲给官员来听。且不说空谈是今日官场的通病，系三毒（假大空）之一，单论误国，苛刻一点说，误国实为一种专利，一般人想误国，都没资格呢。所以，有人拿“空谈误国”教训民众，批评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显然搞错了对象。
　　然而，摆古论今，你会发现，“空谈误国”的板子常常落在知识人的屁股之上。看来，今人的误会，正有其历史的孽缘。
　　古时嘲讽知识人，有一名言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我尝引此语，以论生死，须知能临危一死，已经大不容易，养士三百年，才能换来一代知识人凛然殉国；许多王朝，覆亡之际，连“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腐儒都罕见其踪，不得已，只能拉两个太监、宫女殉葬。
　　讽喻的重心，是“平时袖手谈心性”。无可否认，这是古代知识人的一大臭毛病。不过反过来讲，袖手谈心性，正是知识人之为知识人的显著标志，他们所置身的精神与伦理体系，决定了他们必须以修养心性之学为第一要务；修养经世之学尚在其次，而且在几乎所有的朝代都不会成为主流。这“谈心性”，便被视为空谈。
　　再说现代知识分子，我十分信服一个论断：知识分子的武器别无其他，就是用观念战胜观念。这场观念之战，犹如空对空，更难逃“空谈”之讥。
　　这么说，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空谈”的贬词。只是，我有些疑惑：空谈，何时沦为了贬义？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就像鞋匠的本职是修鞋，厨师的本职是做菜，刽子手的本职是砍头。假如其本职近乎是一种罪过，那么就是所谓的原罪——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原罪呢？这背后，则是阶级论的腾腾杀气，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标语飘摇，是反智主义浪潮的汹涌澎湃……
　　窃以为，空谈本身，绝非罪过，它之沦为贬义词，则是与误国联系起来。故不妨追究空谈与误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其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
　　“空谈误国”的前身是“清谈误国”。清谈之风，源于魏晋。我读晋史，浮光掠影，不敢妄议。东晋偏安一隅，强敌环视，危如累卵，亡国是迟早之事；西晋立国，可称强盛，为什么会迅速灭亡？最大的症结，还是政治决策，对内分封诸王，令地方权重于中央，导致八王之乱；对外则不能羁縻异族，最后内外交攻，不亡何待？这里面，清谈者到底要负多大责任呢，只不过是政策失败的点缀，犹如国足输球，时常归罪于草皮或天气。
　　空谈误国，还有两个著名案例，一在晚明、南明，二在晚清。其实在这两个年代，空谈并非知识人中的主流，却常被揪出批判。举例来说，崇祯八年，内阁缺人，有人推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儒刘宗周。皇帝召见他，问兵事，刘答：“御外以治内为本。内治修，远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愿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天下自平。”（《明史·刘宗周传》）这自然是空谈，难怪皇帝斥刘宗周“迂”，只让他当工部左侍郎。不过，刘宗周的建言，并未为崇祯所采纳，他的空谈阔论，则无以误国。
　　晚明、南明与晚清的政坛，都有清流活跃的身影。清流自恃正义，惯唱高调，抡起道德大棒，见小人——往往只是他们眼中的小人，用刀尔登先生的话讲，叫“制造小人”——便砸。如黄宗羲等驱逐阮大铖、翁同龢及其党羽排斥李鸿章，皆被视为内乱的肇因。无论时人还是后人，论及此节，尝有“空谈误国”之叹。这里的指控，当能成立。可是我们需要注意空谈背后的纠葛，譬如在晚清，清流只是慈禧手中的一把夜壶，用舍行藏，端在太后老佛爷一念之间，需要他们“误国”，便从床角拎出来。
　　国史的书写，历来有一些隐秘的法宝，如皇帝永远不会犯错，错在贪渎的奸臣，错在阴毒的宦官，错在秽乱的后宫，有时，这些替罪羊无处寻觅，只得把宏大的罪责扣在放言高论的知识人头上。谁让他们如道德的孔雀一样喜欢高标呢，大难将至，便先打这群爱出风头的呆鸟。反正，在刀把子面前，笔杆子从来无力抗辩，说他们误国，他们就得误国。尽管“空谈误国”的缔造者比谁都清楚，刀把子的世界，笔杆子哪有机会去误国？
　　吊诡的是，不论知识分子怎么冤枉，却必须空谈下去。因为他们除了空谈，除了话语、观念与思想，再无任何利器，以改造这个苦难的世界，对他们而言，谈就是干，呐喊就是行动。摆在他们案头的难题在于，如何谈而不空，如何使观念之战有的放矢，如何不再授权力者以柄。答案可一分为二。第一，知识分子必须在权力面前保持独立的身位，以免沦为执政者的夜壶。第二，当他们谈论之时，多平恕，少高调；多逻辑分析，少道德批判；最关键的一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