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年谱》（修订本），耿云志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我读国史，素来有一偏见：与其读古人的传记，不如读日记与年谱。虽然日记与自传一样，都可作伪，然而作伪的背后，别有一番况味，如翁同龢晚年为避祸而删改戊戌年前后的日记，恰恰是这些删改之处，折射了他与康有为等人的纠葛。年谱的妙处，在于将古人的生命直观化，漫长而曲折的生涯被拉成了一条短促的直线，十分便于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性情与思想变迁。
　　胡适先生的年谱，恕我孤陋，只见过三种。台湾胡颂平的十卷本，巨细无遗，适合做专业研究，将那十本书捆起来，还可以作为凶器。大陆有两种，一是耿云志版，二是曹伯言、季维龙版，皆出版于1980年代末，早已湮没成尘。我一直使用曹、季版的电子书，相比之下，似比耿版详尽。好在耿版历经修订，于今推出，粗略之憾，终得弥补。
　　纵观《胡适年谱》，最大的感受，即胡适的坚忍一心。我们都知道他晚年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实则这个论断，早在青年时期便已经发端。譬如，1925年12月上旬，胡适致信陈独秀，谈起上月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一事，认为“《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1926年5月24日，胡适在天津裕中饭店，读鲁迅《热风》有感，遂致信鲁迅、周作人及陈源，对他们之间长达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表示惋惜。信中说：“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信中还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
　　年谱的另一大看点，是胡适与青年的通信。“我的朋友胡适之”可谓那个年代的知心哥哥，少年维特之烦恼，从感情到学问，只要问他，他必诚挚回复。这里且录数则：
　　1932年4月26日，杨尔璜致信与胡适辩论唯物史观的问题，次日，胡适回信说：“我不赞成一元论的史观，因为我没有见着一种一元史观不走上牵强附会的路子的。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有困难的时候，他就用‘归根到底’的公式来解围。”
　　1933年12月13日，胡适复信孙长元，说孙氏的文章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等——谈论中国问题之时，胡适一贯反对使用这些词语。他在信中说：“我们有一个妄想，就是要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我们总觉得，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理了思想。”——这剂良药，于今犹有疗效。
　　1955年11月20日，胡适致信胡光麃：“老兄是绝顶聪明人，总未免锋芒太露，未免得罪人。这是聪明人很难避免的灾祸。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取李白诗‘至人贵藏晖’的意思。取‘藏晖’为室名，欲以自警。但四十多年来，终不能实行此意。”——我读此节，心有戚戚。盖我常说，八爷最大的优点是聪明，我最大的优点是善于装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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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与劝慰，未必能填充青年人的心扉；不过，胡适对问题的态度，却令问询者无比温暖。百年后，我们再论胡适，也许会觉得，他的学问与见识，并非第一流；他的人格，他的逻辑，他的思想姿态，他对自由的追寻与坚守，百年一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我们已经错过胡适一百年，难道还要继续与他擦肩而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