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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老婆与民主
  
  
  我的朋友蔡朝阳老师,在其谈教育的新书末章自供,他怕老婆,并言之凿凿为此举声辩:“作为一个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人,怕老婆是好品质之一。”上升到政治高度,且谈及自由主义,自然要引出胡适。胡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曾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
  当年聂绀弩读到这段话,认为“是一种玩笑性质”,“企图以玩笑来解消学生们对严肃工作的情绪”(《论怕老婆》)。这自然是一厢情愿的诠释。胡适的本心,虽不可问,参照他一生的事迹,可知以怕老婆来谈民主,并不仅仅是幽学生一默。
  从1942年起,胡适就开始收集世界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故事、笑话和漫画,他发现,中国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日本却无一个;美国、英国、斯堪的那维亚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德国却无一个。“倘然我们做一个结论说,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里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或者还不会错吧?”
  除了日本和德国,还有俄国,胡适说,全世界惟此三国无怕老婆的故事。他还提到与德日同属轴心国的意大利,不过是拿来作为反例,称意大利不乏怕老婆的故事,所以他预言意大利迟早会背叛轴心国,果然,1943年9月,意大利便向盟军投降了。
  有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有多少怕老婆的故事,便是判定一个国家民主与否、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从这“两个凡是”来看,胡适显然把问题简化了。不说其他,反躬自省,在中国,怕老婆的故事代不绝书,然而今日中国与民主的距离,相比德国、日本,孰近孰远?不论民主的结果,还是民主的基因,与怕老婆的关系,一旦上升到宏大叙事(譬如一国的政体),也许并不如胡适所预期的那么大。
  有些时候,不是民主自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观察民主的视角,出现了偏差。我们惯于视民主为庞然大物,殊不知民主更应该落实于个体的细微言行;我们惯于从政治的高度考量民主,殊不知民主更应该化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我们惯于宣讲“民主是个好东西”,殊不知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东西——“不坏”与“好”,意思相同,角度相异,就像你面前有半杯水,乐观主义者说:还有半杯水!悲观主义者说:只有半杯水!认为民主为好东西,那是从乐观的角度;认为民主为最不坏的东西,那是从悲观的角度,现代政治的建构,毋宁更接近后者——当然,民主首先必须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基于此,可见怕老婆与民主之间,假如有一条隐秘通道的话,其前提当为:这里的民主,不必宏大化、政治化,而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方式、日用伦理——用胡适自己的话讲,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胡适高谈阔论怕老婆的故事与民主国家的关系,则属误入歧途;反倒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怕老婆的故事,更易呈现民主的要义,与他对民主理念的热爱和追逐。
  与蔡朝阳一样,胡适常常将“怕老婆”三字挂在嘴边。古代中国,针对女性,有“三从四德”之说,胡适将其改编为“三从四得”,压在男人头上: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有人从巴黎给他捎来十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他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是“怕太太”的谐音吗?于是将铜币分赠友人,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这就有些恶作剧的意思——胡适向来喜欢开玩笑,他还说,自己属兔,老婆属虎,兔子见到老虎,焉有不怕之理呢。
  事实上,宣扬自己怕老婆的男人,未必是真怕。1961年5月6日,《征信新闻》(后改名《中国时报》)刊文“胡适之伪装惧内”,称胡适尊夫人江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胡适读到这一节,哈哈大笑。
  一个“怕”字,并不足以表现胡适以及许多号称怕老婆的人对老婆的真实态度。这一面源于汉语的匮乏,另一面,则是在父权主义的中国,历来男尊女卑,如今,但凡尊重女性,主张妻子与丈夫是平等的主体,便容易被扣上“怕老婆”的恶名。反之,如“怕老公”,却被视为常态,而非作为一种弊病,风行于闲人的口角。
  胡适谈“怕老婆”的时代,中国正从父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可悲的是,至今转型尚未成功——故他不免使用一种激进甚至极端的姿态,譬如拼命抬高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以拨乱反正,平等男女。“怕老婆”云云,并非畏妻如虎,敬妻如神,究其实质,胡适的“怕”,第一是容忍,他一直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第二是平等,以“怕老婆”为利器,解构男尊女卑的父权主义传统——自由与平等,都是民主的前提。
  切记,胡适谈“怕老婆”的意图,在于男女平等,而非女尊男卑。一旦“怕老婆”之怕沦为对河东嘶吼的恐惧与屈服,夫与妻,如兔子与老虎,那便无关民主。以“怕”为基石的政体,不是民主,而是专制。
  最后依然要申明,哪怕如胡适这样用心良苦的“怕老婆”,并不必然通往民主,同理,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再多,并不必然是民主国家。我们只能说,怕老婆如胡适、蔡朝阳者,相比那些善于欺压老婆、欺压女性与弱者的壮士,与民主的距离,则更近一米;他们更具备民主的潜质——如你所见,在胡适、蔡朝阳们的中国,民主仅仅是一种潜质。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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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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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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