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论与私谊
　　
　　
　　杨度与黄兴、梁启超都是好朋友。杨度的家乡是湖南湘潭，黄兴的家乡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两地相距不远；他们不仅同乡，而且是留日同窗（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科）；黄兴与孙中山相识，介绍人正是杨度。这交情，不可谓不厚。然而杨度与梁启超的交情，还要更胜一筹呢。1898年，这两位当世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初会于湖南时务学堂，一见面便大打嘴仗；五年后的秋天，二人在日本重逢，终于言归于好。此后唱和、合作不断。杨度的名作《湖南少年歌》，梁启超是第一读者，且首发于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信，盛赞杨度的才学与魅力，并称“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
　　梁启超主张改良，黄兴主张革命，杨度倾向于哪一方呢？左右他都看不上，他高举金铁主义的旗帜，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在改良与革命的夹缝之中，此路实在崎岖。后来，杨度被清廷招揽，由在野而在朝，摇身一变，给王公大臣讲起了宪政。这时，他已经与黄兴、梁启超分道扬镳，好在还谈不上势不两立。
　　真正势不两立，要等到杨度效忠袁世凯之后。袁世凯与革命党激斗不息，杨度与黄兴自然视对方为仇寇；待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挺身反袁，与杨度割袍断义。杨度作《君宪救国论》，为短命的洪宪王朝吹鼓，梁启超则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迎头痛批，笔下如刀，不留分毫情面。
　　这些剑拔弩张的冲突与纠葛，破坏了他们的交情吗？筹安会成立不久，梁启超致信杨度道：“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最后两句，当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
　　私谊不妨公论，公论不妨私谊。再钞两副挽联。1916年10月31日，黄兴英年早逝，杨度挽曰：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上联堪称名句，写尽了杨度与黄兴的半生恩怨。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杨度挽曰：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这两副挽联，几无虚辞，字字血泪，句句深情。尽管称梁启超“事业本寻常”，有些不合时宜，不为梁氏亲友所喜，不过，此刻犹能直言，更可见杨度的倔脾气，以及他对梁启超的情感——惟有至交，方能如此坦荡。这二人之间，诚可谓平生政见分歧——梁启超死前，对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运动不乏质疑和批评，彼时杨度已经加入了中共——但是，梁启超公开批判杨度，仍声明“不必以公害私”；杨度在梁启超亡后，仍为他“文章久零落”而抱不平。这才是无比真切的“公谊不妨私”。
　　政见分歧却相期无负平生，古今不绝。单说近代，除了杨度与黄兴、梁启超，胡适与陈独秀的交谊，更值得大书特书。与友人谈及这一节，我尝开玩笑说，依陈独秀的激烈与暴戾，他若上台执政，恐怕首要斩老友胡适之的头颅祭旗。想来胡适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提醒陈独秀“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胡适措辞，一向留三分余地，“多少总还同有一点”，言不由衷，对陈独秀而言，也许一点也无。
　　朋友终归是朋友。陈独秀屡次入狱，胡适都不惧风险，积极营救。1933年11月，胡适路过南京，琐事缠身，无暇探视正坐监狱的陈独秀，他深知老友的性情，唯恐误会，专函解释此事：“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不曾想陈独秀误会依旧，在致汪原放的信中大发雷霆，“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并宣称要与胡适绝交。这些气话，反倒折射了他对胡适以及友谊的看重。这样的误会，最终一笑而过。
　　我最感念的一节，是在1949年4月14日深夜，从上海到美国的途中。仓皇辞庙日，垂泪对故国，胡适仍不忘七年前去世的陈独秀，为其遗著作序，为其晚年的政治与思想转向正名，指出陈独秀重申“反对党派之自由”，“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此时，他们终于不再政见分歧，而重回同道。同心若金，攻错若石，肝胆相照，恩仇快意，前贤风范，令人心折。
　　百年弹指一挥间，追古而思今，公私依然缠绕如丝。私谊不妨公论，公论不妨私谊，这十二汉字，不难写，却难做。因为，这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气度与格局。
　　
　　供《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