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守道

贺麟是徐梵澄的挚友，再加上冯至，作为留学生的他们相识于德国，终身莫逆。所以在扬之水的日记当中，徐梵澄常常向她谈及贺麟。梵澄先生对贺氏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评语，叫“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他自己只是守道而已。“守道”不难理解，他们都是知识人与哲人，道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风云”何解呢，可观这段对话：

徐：贺麟是有风云之气的。

扬：那么先生也是有的了？

徐：我可没有，我只有浩然之气。

扬：那鲁迅先生有。

徐：对，那是大大的风云之气。

——拉上了鲁迅，“风云”就不单是经世与事功，而接近于“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圣王气象。

徐梵澄还对比贺麟与自身：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这正是风云之气与浩然之气的差异。

1992年，贺麟逝后，扬之水访徐梵澄，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摇头拒绝，说有一事对不起贺麟。据其回忆，1940年，贺麟与蒋介石结缘，他是推手之一。本来蒋复璁先找他，欲引荐给陈布雷，他坚辞，说你可以去找贺麟。后来贺麟被蒋介石接见，并拿到资金，成立了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

徐梵澄实在不必为此耿耿，假如贺麟像他一样，淡泊而有浩然之气，权力者的召唤则不足让他心动；反之，像贺麟这样不甘寂寞而有风云之气，即令不由徐梵澄推荐，他登龙门，却是迟早之事。

这些文字，本是三年前读《梵澄先生》的感想，今日翻出来，正缘于贺麟的一本书。此书初版即大名鼎鼎的《当代中国哲学》（1945年），后经删削，新版更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1989年）。这次收入贺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编者有心，将两版的重要差异一一标出，放进脚注与附录。由此对比，正可窥见贺麟在1949年前后的思想变迁。

相比旧版，新版最大的改动，是删去了论蒋介石“力行哲学”，增补了关于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实践论》的论述。1945年贺麟写此书之时，所秉持的立场是陆王心学，属于唯心论一脉，唯物论与实践论自然难入他的法眼。然而，一本论当代哲学的书，论康有为、章太炎、欧阳竟无、梁漱溟、熊十力等哲人与学者的书，将孙中山、蒋介石纳入其中，对《孙文学说》、“力行哲学”的赞美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则不免令人玩味贺麟的居心。

后人极力为贺麟辩解，称他为蒋介石召见，借调到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半年，虽得“御用学者”的恶谥，却未丧失学者的本分；并引书信为据，证实他对缺乏民主精神的国共两党均有批评。我愿意接受这一事实，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当代中国哲学》所呈现的更冰冷的事实：将孙中山尤其是蒋介石纳入一本论时代哲学的书中，实有政治谄媚之嫌。推想时人读“知难行易说与力行哲学”一节，其心思大抵如我们在大学上政治课。

这是否能用“风云守道”来解释呢？所谓风云之气，“云从龙”正是其中一义。问题在于，若一味追逐风云，还如何守道？

这新版，除了删蒋介石，贺麟还删去了旧版对马克思的不敬之词，譬如说马克思只是应用现成的方法，没有创新发明，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便远逊于黑格尔。“若把辩证法看成一把刀，那么黑格尔用之剖解脏腑，马克思用之割治外症……读马克思的著作对于辩证法的学习，并无多大帮助。”这其实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可惜不容于新版，不容于从唯心论转向唯物论、八十岁申请入党的贺麟。

贺麟有言：“越是你最心爱的，便越是让你伤心。”我读《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到删削之处，寒光凛然，便想起这句话。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最后钞一段徐梵澄论冯友兰。在梵澄先生看来，冯友兰一贯阿世，先为蒋介石捧场，后为“四人帮”捧场。后来写《三松堂自序》诚恳检讨。“那更不必，要就不做，做了，又何必去检讨？总是不甘寂寞罢了。”——钞在这里，似乎不是题外话。